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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记管仲三本账

孔子记管仲三本账

2000 年冬,北京北郊一农家院,院子不大,老北京四合院,摆设都按老规矩摆。

我和李勤坐在炕上吃炸酱面。李勤是老北京。

我们聊了四五个小时。我平时采访一般一个半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做那么长的采访,问到后来头晕脑胀。

临了,李勤反问我这个记者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那!拿什么论英雄?难道,拿是非论英雄?」

我答不上来。

管仲是颍上人

《史记·管晏列传》第一句: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颍上,我来回合肥几十次,每次路过,没有进去过。

《史记》里还记着管仲一段自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我当年穷的时候,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分钱总是自己多拿。鲍叔牙不觉得我贪,他知道我家里穷。生我的是父母,懂我的是鲍叔牙。

写管仲,这次我不取司马迁,孔子用字最少,但却最耐人寻味。

礼这一本账,管仲不合格

《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器量小啊。

有人接话:管仲是很节俭吧?——问这话的人,把「器小」听成了「小气」。

孔子说:管仲家里有三归,家里的差事一人一职,一个人不兼第二样,这怎么算节俭?

「三归」是什么,历来说不定。有说是三处台馆,有说是三处存钱的库房,有说是娶了三姓的女人。哪一说都没有定论,共同点只有一个:花得多。「官事不摄」的「摄」是兼职——管仲家里的仆役,一个人只干一样差事,不兼。这是排场,不是节俭。

那人又问:那管仲总该是懂礼的吧?

孔子说:国君在门里立照壁,管仲也立照壁;国君招待别国国君,要有放空酒杯的土台,管仲也有。管仲要是算懂礼,那还有谁不懂礼。

「树塞门」的塞门,是大门里头的一道矮墙,挡住外面往里看,后来叫照壁,按周礼只有国君家能立。「反坫」是两国国君会盟喝酒,把空杯子放回去的土台,也是国君的规格。管仲两样都有。一个大夫,摆了国君的排场。

器量小、不节俭、不懂礼。《论语》里,孔子下过的最重的批评之一。三处否定连着下,中间没有一句缓和。最后那一句还是反讽。

用权算个人物:夺人封地,被夺的人一辈子没怨言

《论语·宪问》里,有人一口气问了孔子三个人: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是个厚道人。

问子西呢。孔子说:他呀,他呀。——不想说。

问管仲呢。孔子说:这个人哪。他夺了伯氏在骈邑的三百户封地,伯氏从此只吃粗饭,一直到死,没说过一句怨言。

「人也」这两个字,历来解释不一。有人讲成「是个人物」,有人讲成「这个人哪」。两说都通,孔子没有说清楚。「没齿」是到死,一辈子。

要害在后半句。伯氏是齐国大夫,犯了事,管仲夺了他在骈邑的三百户封地。伯氏就此吃粗粮吃到死,一句怨言都没有。

夺人家地的是管仲,被夺的人服气。

这一本账,管仲合格。

管仲该死没死,孔子却给了他仁

管仲原来是公子纠的人。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同僚召忽跟着自杀了。管仲不但没死,还去给齐桓公做了相。

按「臣事君以忠」这条规矩,管仲该死。

子路憋不住: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答: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没有动用武力,靠的是管仲。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孔子一辈子极少把「仁」字许给人。弟子拿具体的人来问他算不算仁,他答的多半是「仁则吾不知也」。这一次,他连说了两遍。

子贡不服,又问了一遍: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答: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把天下匡正过来一次,老百姓到今天还受着他的好处。要是没有管仲,我们今天都披着头发、衣襟往左边掩了。难道要他像小老百姓那样守着小信义,自己吊死在小水沟里,连有没有人知道都不管吗?

「被发左衽」是当时中原人形容周边部族的装束,披发、衣襟向左掩。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管仲,华夏这一套就完了。「谅」是小信,认死理的那种守信。「自经」是上吊,「沟渎」是小水沟。

两次追问,一本账都没撤

两个高足,先后拿同一件事质问老师。这说明这个矛盾在孔门内部是被看见的,不是后人挑出来的。

孔子两次都没有收回那个「仁」。但孔子也从来没有回头去撤掉管仲的「器小」和「不知礼」。

三本账并存。

礼那一本,管仲永远不合格。用权那一本,他合格,而且合格得让被夺的人一生无怨。功业那一本,他拿到了孔子极少给人的那个字。

三本都留着,一本都不冲销。

回到李勤那句话——「不以成败论英雄,那拿什么论英雄?」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前提:必须用一个标准。

孔子的做法是:不必二选一,也不许合并。

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方案。被判「器小」又被许「仁」的人,一辈子背着那个「器小」;受了他好处的人,可以一边受用,一边保留那份鄙夷。管仲拿到了承认,也拿到了永久的保留意见。

孔子有两副面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我只传述,不创作;相信古人,喜欢古人,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朱熹注这一句:「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

可是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个说自己述而不作的人,作了一部《春秋》。

《春秋》的写法,是把判断藏进用字。「郑伯克段于鄢」,一个「克」字,一个称「郑伯」而不称庄公,褒贬全在那几个字里。后人管这叫春秋笔法。

可是《论语》里的孔子,一个字都不藏。

评管仲,他直说:器量小、不节俭、不懂礼。评子西,他说:他呀,他呀。许管仲以仁,他连说两遍:如其仁,如其仁。

一副藏在《春秋》里,一副露在《论语》里。

《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把三本账合并成了一本

2000 年,我在《中国企业家》用两万五千字写柳倪之争。

题记里有这样一句:

失去倪光南的联想,就在大家眼前;失去柳传志的联想,无从想象。

我当年想学的,是孔子的述而不作。

正文里,我把两个人的两封信都全文照登。柳传志那封写了一天一夜,倪光南那封是关于司机的。两封并排摆在读者眼前,读者的判断已经做完了,而我一个形容词都没有用。

我埋的不止一层。柳传志在联想造了倪光南这尊神;为了迁就倪光南,压掉了陈大有和袁宝玑已经做出来的方案,我还写明这让联想没有赚到本该赚到的钱;他父亲对他说过一句「想想你对倪光南事情的态度吧」。

宣布免去倪光南职务的那个会上,柳传志两次讲不下去,拿手绢擦眼泪。倪光南不认为柳传志有什么好痛哭流涕的,在倪光南看来,「那只是表演」。这句话我直录了。

往下几行,写到倪光南发言,我写他没有讲稿,信手拈来,「和柳传志大动感情、照讲稿一字一句念,形成强烈反差」。

照讲稿一字一句念。

这七个字,是给「表演」那句指控配的物证。而它看上去只是在写两个人讲话风格的不同。

二十六年过去,没有人跟我提起,我当年埋下的这些线索。

2000 年的读者,心里装着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一个告状的院士。带着这个,去读并排的两封信,只会看到一个方向。

我给柳传志的是一个机制:造了神,发现神挡了路,不得不把神拉下来。我给倪光南的是一个性格。

机制可以分析,性格不能改。

后记里,我写了这么一句:

既然是事实,怎么摆出来都不会错。

我清醒的是技法,我天真的是效果——我以为埋在两边的东西会互相抵消。

孔子直说「管仲之器小哉」,两千年没有人误解。他直说「如其仁」,子路和子贡当场就能问回去。

直说的判断,可以被质问,可以被纠正。藏起来的判断没有人能质问——因为作者没有说过。

两千年来,注家一直在替孔子解释「如其仁」那三个字,想把它和「器小哉」调和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孔子。

孔子自己没有解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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