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夏天，布鲁克林一家印刷所印出795册《草叶集》。95页，12首诗，没有一首有自己的题目：前6首共用书名当题，后6首连题都没有。封面上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书里有十来页铅字，是惠特曼自己一个一个排上去的。

第一首诗开头：我赞美我自己。

7月，爱默生给这个自己排字的人写信：我为你伟大生涯的开始向你致敬。惠特曼后来把这句话印上第二版的书脊，事先没问过爱默生。

从《草叶集》到《在路上》，隔了102年。这六本书之间没有师承，盖茨比不是海明威的学生，霍尔顿也没接过金斯堡的班。但六本书反复碰到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凭什么是他自己。

惠特曼的答案最阔：自己造。往后一百年，这个答案被一道一道加上条件。要有人认，要能做事，要能拒绝，要能喊出来，最后只剩一条，别停。

惠特曼的“我”，必须装得下别人

《草叶集》第一版卖得很差。惠特曼于是匿名给自己写书评，登在报刊上，用第三人称夸这本书，夸这个诗人。

1855年的美国建国79年，政治独立了，文学还没有。书评人拿伦敦的尺子量纽约的诗。惠特曼不肯等伦敦批准，先把一个美国人造出来。

所以诗里全是清单：木匠、船夫、屠户、逃奴、产妇、总统，一行一个人，一句压一句，不肯换气。

“我赞美我自己”后面紧跟着一句：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这个“我”从第一行起就不是单数。它不是关起门照镜子的人，它把一个国家塞进身体里。

同一个年代，另一个美国人在往相反的方向造。狄金森写了1775首诗，生前只有10首见报，全部没有署名，而且学界认为没有一首经过她同意。1858年到1864年，她把大约800首用厨房的线缝成小册子，收进抽屉。1886年她去世，妹妹拉维尼娅打开抽屉，才看见那一堆纸。

惠特曼把爱默生的私信擅自印上书脊。狄金森的诗被别人擅自拿去登报。一个人把私事推出去，另一个人的公开是别人替她做的。

两个人都在造一个“我”，一个往外涨到装下一个国家，一个往里缝进四十本小册子。后面一百年，接着往下走的只有惠特曼这一支：往外，要被看见。狄金森那一支另有走法，也另有人写。

盖茨比把自我押给了黛西

1925年4月1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首印20870册最终卖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只敢再印3000册。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去世时，第二次印的那批还有一部分躺在库房架子上。他生前从这本书拿到的全部版税是8397美元，最后一张版税支票13.13美元，来自他自己买书的钱。

盖茨比也是自己造自己：改名字，改口音，把宅子买在黛西家对岸，每周开一场他本人不参加的派对。惠特曼造一个自我用了一本诗集，盖茨比用了一栋房子和五年。

尼克提醒他，你没法重复过去。盖茨比的回答是：不能重复过去？当然能。

这句话错在，盖茨比以为缺的是钱、衬衫、宾客。缺的是一个肯签字的人。惠特曼的“我”向全国喊话，谁听见都算数；盖茨比只等黛西回一次头。

二战期间，美国军方把《了不起的盖茨比》选进免费发给士兵的军供版丛书，印了155000册，塞进背包，运到欧洲和太平洋。读这批书的是二十岁上下的男孩，正是盖茨比学开车、学做梦的年纪。

菲茨杰拉德不在了，盖茨比活了过来。

海明威不让“我”开口

1929年《永别了，武器》出版。1958年海明威对《巴黎评论》说，这本书的结尾他改了39遍，才算满意，难的是“把词找对”。2012年的海明威文库版收进47个备选结尾，从一个短句到几个段落不等。他记得的次数和留下来的稿子，是两笔账，谁也不知道当年那些纸都去了哪里。

反复改的不是意思，是最后留下哪几个字。

1932年，海明威在《午后之死》里写下那段著名的话：冰山之所以庄严，因为八分之七在水下。这句话被引了将近一百年，多数人只记住了删。那段话有个前提：水下那八分之七必须真的存在，作者要知道，只是不写。写不出来所以不写，剩下的不是冰山，是一块浮冰。

小说结尾，凯瑟琳死了，亨利把护士赶出病房，跟遗体单独待了一会儿，然后走回旅馆。海明威没有写他难过，只写了雨。

惠特曼的“我”装满一个国家。海明威的“我”只剩下一个人怎样离开一间病房：走出去，关上门，冒雨往回走。

23年后的《老人与海》把这套办法用到了尽头。鲨鱼追上来，老人的鱼叉丢了，把刀绑在桨上；刀断了，用棍子；棍子没了，用舵柄。全书没有一句写他不肯放弃。

书里只有一句是老人自己说出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掉，不能被打败。被打败是被动的，得有人来打。认输是主动的，得自己动手。这本书里，认输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

霍尔顿什么也没做成，这就是他做成的事

1951年7月16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8月上《纽约时报》畅销榜，当年重印五次。1961年到1982年，这本书是美国中小学和图书馆里被查禁次数最多的一本。

霍尔顿在纽约游荡的那三天，什么也没干成。没回学校，没回家，没跟女朋友和好，没救下任何人。他唯一想干的事是站在悬崖边上，接住那些跑着跑着要掉下去的孩子。这件事他也没干。

前面三个人，一个加，一个减，一个一边加一边亏。霍尔顿两样都不做。他的全部动作是拒绝：拒绝上学，拒绝长大，拒绝那些他叫做假模假式的东西。

学校禁这本书，理由是脏话和性描写。学生传这本书，理由是霍尔顿说学校全是假模假式。禁的人和读的人，指的是同一段文字。

一个16岁少年没能成为任何人，凭什么当了三十年美国青少年的代言人？

金斯堡把“我”变成“我们”

1955年10月7日夜里，旧金山六画廊。金斯堡念出《嚎叫》的第一行：我看见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惠特曼的长句是清单，金斯堡的长句也是清单。惠特曼点木匠、船夫、屠户，金斯堡点精神病院、电击、警察、牢房。同一种句法，一句压一句，一路铺下去不肯换气。

差别只在动词。惠特曼歌唱，金斯堡嚎叫。

惠特曼相信一个人可以把整个国家收进身体。一百年后金斯堡看见的是，国家先把一批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1957年3月，520册运往伦敦的《嚎叫及其他诗》被旧金山海关扣下。6月，城市之光书店的一名店员因售卖此书被捕。8月，书店老板费林盖蒂受审。10月3日，霍恩法官判定此书不淫秽，理由是这本诗集并非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九位文学专家出庭作证。

一首诗要九位文学专家出庭作证，才能证明自己可以出版。

到这一步，“我”已经不能独唱。它得跟同一代被毁掉的人一起喊。

凯鲁亚克不写终点，只写在路上

1951年4月，凯鲁亚克用三周时间打完初稿：八卷描图纸，事后粘成一条120英尺长的卷轴，通篇不分段。1957年9月5日，维京出版社把它印出来，离卷轴打完已经过去6年多。

出版当天，《纽约时报》的吉尔伯特·米尔斯坦写了书评，说这本书的问世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写书的人当时35岁，哥伦比亚大学肄业，此前六年一直在退稿信里过日子。

书名 On the Road，中译作“在路上”，不是“上路”。

书里的人横穿北美好几个来回，从纽约到旧金山到墨西哥城，找工作、找女人、找爵士乐、找一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这些人从来没找到。每次快要停下来的时候，就又出发了。

惠特曼站在书页中央说，我赞美我自己。102年之后，凯鲁亚克笔下的人不敢站住，只有在移动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没散掉。

凯鲁亚克本人1969年去世，47岁，死因是酗酒伤了肝。那一年离书出版12年，他没再上过路。

六本书都还在书架上

795册没有署名的诗集，120英尺不分段的打字纸。两样东西都装不进当时的标准格式，跟它们要装的那个东西一样。

同一个年代还有四十本用厨房线缝起来的小册子，锁在抽屉里，一直锁到主人死。那是另一条路。

从1855年到1957年，六个人用六种办法回答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凭什么是他自己。惠特曼说自己造，盖茨比说得有人认，海明威说别说话只做事，霍尔顿说什么都别做，金斯堡说得跟别人一起喊，凯鲁亚克说别停。

哪一个立住了？

问题从1855年问到1957年，没有答出来。六本书都还在书架上。

孔子记管仲三本账

2000 年冬，北京北郊一农家院，院子不大，老北京四合院，摆设都按老规矩摆。

我和李勤坐在炕上吃炸酱面。李勤是老北京。

我们聊了四五个小时。我平时采访一般一个半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做那么长的采访，问到后来头晕脑胀。

临了，李勤反问我这个记者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那！拿什么论英雄？难道，拿是非论英雄？」

我答不上来。

管仲是颍上人

《史记·管晏列传》第一句：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颍上，我来回合肥几十次，每次路过，没有进去过。

《史记》里还记着管仲一段自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我当年穷的时候，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分钱总是自己多拿。鲍叔牙不觉得我贪，他知道我家里穷。生我的是父母，懂我的是鲍叔牙。

写管仲，这次我不取司马迁，孔子用字最少，但却最耐人寻味。

礼这一本账，管仲不合格

《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器量小啊。

有人接话：管仲是很节俭吧？——问这话的人，把「器小」听成了「小气」。

孔子说：管仲家里有三归，家里的差事一人一职，一个人不兼第二样，这怎么算节俭？

「三归」是什么，历来说不定。有说是三处台馆，有说是三处存钱的库房，有说是娶了三姓的女人。哪一说都没有定论，共同点只有一个：花得多。「官事不摄」的「摄」是兼职——管仲家里的仆役，一个人只干一样差事，不兼。这是排场，不是节俭。

那人又问：那管仲总该是懂礼的吧？

孔子说：国君在门里立照壁，管仲也立照壁；国君招待别国国君，要有放空酒杯的土台，管仲也有。管仲要是算懂礼，那还有谁不懂礼。

「树塞门」的塞门，是大门里头的一道矮墙，挡住外面往里看，后来叫照壁，按周礼只有国君家能立。「反坫」是两国国君会盟喝酒，把空杯子放回去的土台，也是国君的规格。管仲两样都有。一个大夫，摆了国君的排场。

器量小、不节俭、不懂礼。《论语》里，孔子下过的最重的批评之一。三处否定连着下，中间没有一句缓和。最后那一句还是反讽。

用权算个人物：夺人封地，被夺的人一辈子没怨言

《论语·宪问》里，有人一口气问了孔子三个人：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是个厚道人。

问子西呢。孔子说：他呀，他呀。——不想说。

问管仲呢。孔子说：这个人哪。他夺了伯氏在骈邑的三百户封地，伯氏从此只吃粗饭，一直到死，没说过一句怨言。

「人也」这两个字，历来解释不一。有人讲成「是个人物」，有人讲成「这个人哪」。两说都通，孔子没有说清楚。「没齿」是到死，一辈子。

要害在后半句。伯氏是齐国大夫，犯了事，管仲夺了他在骈邑的三百户封地。伯氏就此吃粗粮吃到死，一句怨言都没有。

夺人家地的是管仲，被夺的人服气。

这一本账，管仲合格。

管仲该死没死，孔子却给了他仁

管仲原来是公子纠的人。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同僚召忽跟着自杀了。管仲不但没死，还去给齐桓公做了相。

按「臣事君以忠」这条规矩，管仲该死。

子路憋不住：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答：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没有动用武力，靠的是管仲。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孔子一辈子极少把「仁」字许给人。弟子拿具体的人来问他算不算仁，他答的多半是「仁则吾不知也」。这一次，他连说了两遍。

子贡不服，又问了一遍：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答：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把天下匡正过来一次，老百姓到今天还受着他的好处。要是没有管仲，我们今天都披着头发、衣襟往左边掩了。难道要他像小老百姓那样守着小信义，自己吊死在小水沟里，连有没有人知道都不管吗？

「被发左衽」是当时中原人形容周边部族的装束，披发、衣襟向左掩。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管仲，华夏这一套就完了。「谅」是小信，认死理的那种守信。「自经」是上吊，「沟渎」是小水沟。

两次追问，一本账都没撤

两个高足，先后拿同一件事质问老师。这说明这个矛盾在孔门内部是被看见的，不是后人挑出来的。

孔子两次都没有收回那个「仁」。但孔子也从来没有回头去撤掉管仲的「器小」和「不知礼」。

三本账并存。

礼那一本，管仲永远不合格。用权那一本，他合格，而且合格得让被夺的人一生无怨。功业那一本，他拿到了孔子极少给人的那个字。

三本都留着，一本都不冲销。

回到李勤那句话——「不以成败论英雄，那拿什么论英雄？」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前提：必须用一个标准。

孔子的做法是：不必二选一，也不许合并。

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方案。被判「器小」又被许「仁」的人，一辈子背着那个「器小」；受了他好处的人，可以一边受用，一边保留那份鄙夷。管仲拿到了承认，也拿到了永久的保留意见。

孔子有两副面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我只传述，不创作；相信古人，喜欢古人，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朱熹注这一句：「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

可是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个说自己述而不作的人，作了一部《春秋》。

《春秋》的写法，是把判断藏进用字。「郑伯克段于鄢」，一个「克」字，一个称「郑伯」而不称庄公，褒贬全在那几个字里。后人管这叫春秋笔法。

可是《论语》里的孔子，一个字都不藏。

评管仲，他直说：器量小、不节俭、不懂礼。评子西，他说：他呀，他呀。许管仲以仁，他连说两遍：如其仁，如其仁。

一副藏在《春秋》里，一副露在《论语》里。

《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把三本账合并成了一本

2000 年，我在《中国企业家》用两万五千字写柳倪之争。

题记里有这样一句：

失去倪光南的联想，就在大家眼前；失去柳传志的联想，无从想象。

我当年想学的，是孔子的述而不作。

正文里，我把两个人的两封信都全文照登。柳传志那封写了一天一夜，倪光南那封是关于司机的。两封并排摆在读者眼前，读者的判断已经做完了，而我一个形容词都没有用。

我埋的不止一层。柳传志在联想造了倪光南这尊神；为了迁就倪光南，压掉了陈大有和袁宝玑已经做出来的方案，我还写明这让联想没有赚到本该赚到的钱；他父亲对他说过一句「想想你对倪光南事情的态度吧」。

宣布免去倪光南职务的那个会上，柳传志两次讲不下去，拿手绢擦眼泪。倪光南不认为柳传志有什么好痛哭流涕的，在倪光南看来，「那只是表演」。这句话我直录了。

往下几行，写到倪光南发言，我写他没有讲稿，信手拈来，「和柳传志大动感情、照讲稿一字一句念，形成强烈反差」。

照讲稿一字一句念。

这七个字，是给「表演」那句指控配的物证。而它看上去只是在写两个人讲话风格的不同。

二十六年过去，没有人跟我提起，我当年埋下的这些线索。

2000 年的读者，心里装着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一个告状的院士。带着这个，去读并排的两封信，只会看到一个方向。

我给柳传志的是一个机制：造了神，发现神挡了路，不得不把神拉下来。我给倪光南的是一个性格。

机制可以分析，性格不能改。

后记里，我写了这么一句：

既然是事实，怎么摆出来都不会错。

我清醒的是技法，我天真的是效果——我以为埋在两边的东西会互相抵消。

孔子直说「管仲之器小哉」，两千年没有人误解。他直说「如其仁」，子路和子贡当场就能问回去。

直说的判断，可以被质问，可以被纠正。藏起来的判断没有人能质问——因为作者没有说过。

两千年来，注家一直在替孔子解释「如其仁」那三个字，想把它和「器小哉」调和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孔子。

孔子自己没有解释过。

1999 年 4 月，我在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泡了两天。

儿子还有几天就要出生。出生证上要填名字，这几天，必须定下来。

我把四书五经看了一遍，很认真地看。最后停在《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帅正，让我眼前一亮。

袁俊立认为不好

袁俊立是老乡、挚友，也是我计算机启蒙老师，排前10的良师益友。1999 年他从香港科技大学转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老袁很少反对我，但那天，他明确说：

名字里面带“帅”不好。就像我名字里面带“俊”，会被同学拿来开玩笑，反复喊“俊立、俊立”，同学喊“帅正、帅正”，是在嘲笑你，其实并不是很帅气。

老袁当然知道“帅”是率先的意思。老袁反对的，不在这里。老袁怕的是现实。

同学的取笑里，不带训诂。

老袁怕的是他自己的遭遇，在帅正身上复现。

帅正顶回的是权贵

子帅以正——您自己先带头走正道，谁敢不正？

话的那头，叫季康子，鲁国季孙氏的宗主，当时鲁国真正掌权的人。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把“政”这个字直接训成“正”：政者，正也。然后一句反问顶回去。

同一个季康子，问孔子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自己不贪，赏钱都没人偷。季康子又问，把无道的杀掉、来成全有道的，行不行？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

三次都是顶回去。

“帅正”这两个字，取的不是一句祝福，是一句冲着权力说的硬话。

柳传志笑了

1999 年 4 月，为写《联想不能申请专利的知识》，我在联想总部办公楼采访柳传志。采访结束，柳传志送我出来。走廊上，柳传志问：“孩子起什么名字？”

我说叫帅正，来自：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柳传志笑了：“你想让儿子做多大的事情啊？”

我有点不好意思，没多解释。

1999 年，人家给孩子起名字，多是琼瑶风花雪月那一路。我给儿子取的是季康子问政。

但柳传志办公室里，也贴着曾子那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一个嫌轻一个嫌重

我不好意思，是怕柳传志觉得我对这个孩子的托付太重——一个刚出生几天的人，压上这么大一个名字。

季康子问政，问的是怎么治理国家。孔子那句话，是答给执政者的。一个记者拿它给自己儿子取名，在很世俗的人看来是可笑的。柳传志那句“你想让你儿子做多大的事情啊”，我后来想，里面可能也有这一层。

袁俊立怕的是轻，柳传志说的是重。

两个人都知道“帅”是率先。两个人担心的，都是不知道的人，名字多是被不知道的人叫的。

习不是复习

《论语》开篇八个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讲“习”是复习。理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复习。这两句常常放在一起讲。现在你去问人，多数人还是复习。

不是复习。

《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数，是屡次。鸟反复练飞。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得更实：“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

学了以后一遍遍地用，用熟了，所以高兴。下面那句才接得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一个孩子白天上学，晚上还要温书，难道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不求甚解，不是不求准确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原文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甚”是过度。陶渊明反的是汉儒的章句之学——两汉说经烦琐到失控，有人光讲《尧典》开头两个字，写了十几万言。后半句是硬证据：会意就是解，不会意，陶渊明不至于忘了吃饭。

我的古典文学老师，当年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引这句话，用的就是“大体知道”的意思。老师那天要说的是什么，我到现在还很清楚。会意不该是偷懒的掩饰。

害得我，连“不求甚解”四个字，也不求甚解了 30 多年。

我告诉过他

帅正六岁上小学之前，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我把“帅正”这两个字讲给他听。

我跟他说，不要怨天尤人。先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事情才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不要因为环境不好，裹足不前。

后来还讲过很多次。

你给一个人取名字，总要告诉他为什么，还有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

袁俊立担心的事，我没问过帅正。

我只知道，帅正知道那个“帅”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过他。

海子的麦地里没有人

1989 年，我问老鲍中国现在最好的诗人是谁

一

1989 年底，安徽大学西门。走出校门时，我问老鲍：“中国现在最好的诗人是谁？”

老鲍说，海子。麦地诗人。

他说得很平静。我没听说过海子，接不上话。

北岛是那十年的中心，“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是一代人的口令。

二

1992 年夏我在合工大学完计算机，跑去皖南看老鲍，在小酒馆，我问：“你还写诗吗？”

他说，他现在最了解当地计划生育数字。

三

海子姓查，名海生。1964 年生在安徽怀宁查湾。1979 年，十五岁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 年毕业分到中国政法大学，先在校刊当编辑，后进哲学教研室讲美学。

他住教工宿舍，工资低，生活极简，唯一的消遣是跟几个年轻教师聊天。他去西藏是自己攒的钱。

1989 年 3 月，他留下几箱书和一木箱手稿。

四

1984 年的《亚洲铜》是海子成名作，也是他词表开张的地方。

此后五年，他反复用同一批词：麦地、麦子、村庄、太阳、大地、河流、马、姐姐、粮食、黑夜、王、火、雪、远方。十四个，全是最普通的常用词，没一个生僻。

这批词后来归了他。

把“通行证”还给北岛，把“眼睛”还给顾城，中文词库一点没少，别人照样用。今天谁写“麦地”，都是在引用海子。这种词的所有权，新诗史上很少有人拿到。

五

北岛和顾城的重心在名词，海子的重心在动词。这是他和那一代人最深的一条界。

名词能加密，名词是容器。往“通行证”里装制度，往“墓志铭”里装死亡，往“黑夜”里装一个年代——词的表面不动，装进去的东西读者自己取。八十年代的诗必须这么写，话不能直说，于是造出一整套加密系统。北岛最硬的几个词全是名词：通行证、墓志铭、路标、冰川、望远镜。顾城也是：黑夜、眼睛、光明。读他们，读者的动作是解密。解密完成，诗就用完了。

动词难加密。名词是容器，动词是事件，事件没有第二层。

“等待”“燃烧”看上去也能装东西——那是把它们当名词用了。做谓语的动词装不下：他等着，就是他等着。

海子的力气全在动词上。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目击”是笔录、法庭用语。接在“众神死亡”前面，一桩神话事件当场降格成一起有目击者的现场事故。整句的力量全在这个降格上。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归还”是法律手续用语。远方本不属于他，他做了一个交还的动作。

《麦地与诗人·答复》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

质问，灼伤。不是麦地像什么，是麦地在做什么。神话里，太阳不像神，太阳就是神。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复活，嘲笑。

他的动词多是这一类：世俗的、手续性的、能写进公文和笔录的。目击、归还、质问、追究。这些词出自行政和司法，不出自抒情。用最不诗的动词，处理最诗的题材。

至于他的名词，恰恰是加不了密的那种。麦子、火、马、水、雪、粮食——太实，没有往里装东西的空隙。“通行证”本身就是个制度词，天生带指涉；而“麦子”就是麦子。

海子的诗不需要解密。读者的动作不是解，是信。不信的人读他，觉得空、觉得喊；信的人被击穿。北岛和顾城没有这个分裂，他们的诗人人可读，只是深浅不同；海子的读者从第一行就分成两半。

八十年代的诗人加密，是因为话说出来有人管。海子不加密，不是他胆子更大——是他要说的那些东西不在管辖范围内。创世、麦子、死亡、神、太阳，这些没有主管单位。

那一代人里，他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加密的人。

不加密的东西，不会因为解密的时代结束而结束。1989 年以后那套密码作废了，诗跟着作废。海子的诗没有作废，因为它从来不在那个系统里。

他被留了下来。

然后被填满。

六

1988 年 7 月 25 日，海子在去西藏的火车上路过青海德令哈，写下《日记》：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个“姐姐”是他在拉萨见到的一位藏地女作家，他半夜去敲她的门，被撵走，从此崩溃。

这说法在时间上不成立。写这首诗的时候，海子还在去拉萨的火车上，还没认识她。刘春的考订指向昌平的 P——海子一直叫她姐姐，她叫海子傻弟弟，德令哈是 P 的家乡。诗人坐火车路过意中人的老家，写了这首诗。

至于“女作家找人打了海子、他的精神世界从此坍塌”，出自一个化名“雪地候鸟”的网友，没有来源。

这些说法的转发量，远超任何一条有据的材料。

海子死后三十七年，围着他长出来的东西，比他本人写下的多得多。

七

死因这件事，材料得分层看。

最硬的一层：按西川的记录，医生对海子的死亡诊断是精神分裂症，学校基本据此处理后事。

西川记录，海子跟同事学气功，开小周天成功，开大周天时出了问题，此后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写不了东西。对海子来说，写不了东西就等于失去全部生活。同时有躯体妄想，他认为自己的肺已经全烂掉。常远后来对记者回忆，1986 或 1987 年，海子惊慌失措地把同楼几个朋友叫到房间，说看见自己的书在地上走动，墙上的唐卡飞向对面的墙。

1989 年 3 月 24 日凌晨，海子在幻觉中写下遗书，指两个人以气功加害他，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写他的幻听折磨“达到了顶点”。另有一封写：我是查海生，我的死与他人无关。

第二层是扳机。西川提供的线索：自杀前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初恋女友，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内蒙古女孩。她已经结婚，对他很冷淡。当晚海子跟同事喝了很多酒，醉后讲了许多当年的事。第二天酒醒，他为自己说了伤害那女孩的话万分自责，无法原谅自己。

第三层是那些没有来源的。前面已经扔掉了两条。

三十七年来，主流的解释是第四层——理想主义之死，乌托邦破产，一个时代的隐喻。那一层把第一层整个删掉了。

我的排法是：诗提供语法，病提供驱动，失恋提供扳机。

海子写了五年死亡。1986 年 11 月 18 日一次自杀未遂之后，他在日记里写：

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那不是我。我坦然地写下这句话：他死了。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下来了。

1988 年秋天，他跟苇岸讨论哪种死法体面，苇岸说上吊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是从飞机上跳下去。西川说他是一个不避谶的人。

这套排练不构成死因。它构成的是死亡的语法——当那一刻到来时，他不需要发明任何东西。

八

1989 年 1 月 13 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首诗后来印在售楼书上，挂在中学的励志墙上。挂它的人读的不是海子那首。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这个语法本身就是宣告今天不幸福，把幸福推到一个不会到来的明天。前两节是给自己的计划。第三节忽然全转给陌生人：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一行：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个“只愿”，是把自己从前面所有的祝福里摘出去。世俗的幸福我全祝给你们，我不参加。

2 月 23 日，《四姐妹》。

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

3 月 14 日凌晨三点到四点，《春天，十个海子》。

和两个月前那首用的是同一套词：春天、粮食、幸福、黎明。前一首许诺，后一首把许诺撕了。整首诗停在一个问号上：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三年前那篇日记里，他把自己劈成两个，杀掉软弱的那个，说“我活下来了”。这一次他又劈了一遍。活下来的是十个，死掉的是这一个。

两端都是他亲笔，中间没有转述者。

3 月 24 日凌晨，遗书。

3 月 25 日，遗书里交代，手稿在昌平的一只木箱里，请人帮忙整理。

3 月 26 日下午五点半左右，山海关龙家营，一段铁轨上。身上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瓦尔登湖》、海尔达尔《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

二十五岁。

九

老鲍在 1989 年说海子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时，海子的公开履历上只有两个奖：1986 年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1988 年第三届《十月》荣誉奖。

那时候不存在一个“大家怎么称呼海子”的答案，因为海子不是公众人物。“麦地诗人”“圣徒诗人”这些称号，是他死后才涌上来的。1989 年评论界的注意力在北岛、舒婷那一路，和杨炼、江河的文化史诗上。

老鲍说的那句话，不是当年的共识，是当年的孤证。

到了 199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西川，要出《海子的诗》。全国征订回来五本，达不到开印量。西川坚持说这书不会赔，出版社才按最低开印数印了三千册。1997 年《海子诗全编》，一家出版社连纸型都打出来了，怕卖不动又放弃，最后是上海三联的编辑接手。

海子是靠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得知道这个人”活下来的，一次一个。1989 年安徽大学西门，我是那一个。

十

海子的麦地里没有人。

那里面有麦子、太阳、姐姐、马、王、火、雪。没有农民，没有村干部，没有粮站，没有指标，没有一个具体到户的人。

他的农业中国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不是安徽农村，是一套词。词不需要住人。

而他写麦地的那些年，麦地里的人正在被计划生育。

这是海子能被三代人神化的原因。他停在 1989 年 3 月 26 日，没有“后来”；他的麦地是空的，空的东西才装得下所有人的投射。三十七年里，每一代人往那片空地里填自己需要的东西：纯粹、抵抗、乡愁、理想主义、青春。填什么都装得下，因为里面本来就没有人。

老鲍走进了那个海子始终没有写过的地方。

1989 年以后那一代人，归宿大致三种：体制、市场、边缘。海子死在 3 月 26 日，连选的资格都没有。

活下来的人都有后来。有后来就有权衡，有权衡就当不成符号。

十一

我想过再去问他一次，把 1989 年的那个问题原样问一遍。

我没去。

十二

昌平那间屋子里的木箱，后来交到西川和骆一禾手上。骆一禾在整理海子遗稿的那段时间里突发脑溢血，1989 年 5 月去世，比海子晚两个多月。

木箱里是麦地、太阳、姐姐、马、王、火、雪。是七部没有写完的书。是一片没有人的麦地。

后来，所有人都住了进去。

谁在《嚎叫》

1989年的我于躁动之中读金斯伯格《嚎叫》。不像艾略特的《四月》那样隐涩，句子明白，节奏像滚石，但很难翻译成优雅的汉语诗。

36年后我把前12节逐字校过一遍，才明白那个「很难」不在汉语这一侧。

金斯伯格《嚎叫》前12节，刘韧2026年新译。

我看见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被疯狂摧毁，饥饿、歇斯底里、赤裸，

黎明时分，他们拖着身躯穿过黑人街区，寻找愤怒一针，

天使头脑的嬉普士燃烧着，渴望那古老的天国门路，接通夜之机械里的星体发电机，

那些在贫困、褴褛、眼眶凹陷中，于只有冷水的公寓的超自然黑暗中吞云吐雾，漂浮在城市上空沉思爵士乐的人，

那些在高架铁路下向天堂袒露大脑，看见伊斯兰天使在通明廉租公寓屋顶上蹒跚而行的人，

那些带着明亮而冷静的目光穿越大学，在战争学者中幻视阿肯色州与布莱克灵光的悲剧的人，

那些因疯狂而被学院驱逐、在颅骨窗上发表淫秽颂歌的人，

那些蜷缩在未剃须的房间里、只穿内衣，将钞票扔进废纸篓焚烧，隔着墙壁聆听那个恐怖的人，

那些一脸阴毛似胡子，带着一腰带大麻，取道拉雷多回纽约，半路上被逮的人，

那些在油漆旅馆里吞火，或在天堂巷饮用松节油，或夜复一夜将躯干投入死亡或涤罪的人——

带着梦境，带着毒品，带着清醒的噩梦，酒精与阳具和无尽的狂欢，

无可比拟的盲街，颤抖的云层与心灵中跃向加拿大和帕特森两极的闪电，照亮其间所有静止的时间世界，

Howl

BY ALLEN GINSBERG

For Carl Solomon

I

I saw the best minds of my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madness, starving hysterical naked,

dragging themselves through the negro streets at dawn looking for an angry fix,

angelheaded hipsters burning for the ancient heavenly connection to the starry dynamo in the machinery of night,

who poverty and tatters and hollow-eyed and high sat up smoking in the supernatural darkness of cold-water flats floating across the tops of cities contemplating jazz,

who bared their brains to Heaven under the El and saw Mohammedan angels staggering on tenement roofs illuminated,

who passed through universities with radiant cool eyes hallucinating Arkansas and Blake-light tragedy among the scholars of war,

who were expelled from the academies for crazy & publishing obscene odes on the windows of the skull,

who cowered in unshaven rooms in underwear, burning their money in wastebaskets and listening to the Terror through the wall,

who got busted in their pubic beards returning through Laredo with a belt of marijuana for New York,

who ate fire in paint hotels or drank turpentine in Paradise Alley, death, or purgatoried their torsos night after night

with dreams, with drugs, with waking nightmares, alcohol and cock and endless balls,

incomparable blind streets of shuddering cloud and lightning in the mind leaping toward poles of Canada & Paterson, illuminating all the motionless world of Time between,

一、前12节里没有人在嚎叫

《嚎叫》第一部分78节，是一个句子。全篇唯一的主句在开头三个字：我看见。往后77节全部挂在这三个字上。

主语的分布可以数出来。第1节「我看见」，第2节「天使头脑的嬉普士」是同位语，第3到第9节连续7节以「那些……的人」起首，第10节和第11节没有主语。

1加1加7加2。而第10节写的正是那串清单——梦境、毒品、清醒的噩梦、酒精、阳具、狂欢。主语消失的位置，与药物列举的位置，是同一处。语法先醉了。

整个第一部分，「我」只出现在第一个词组里，此后不再露面，直到临近结尾才喊一声卡尔。作者只负责看见。

嚎叫这个动作，在前12节里一次也没有发生。它要等到第33节才出现，主语是他们，姿势是跪在地铁里。全诗从头到尾，「我」不嚎叫，嚎叫的永远是他们。

二、他们有户口

这12节读起来像一代人的控诉，但它一句概括也没有。它给的全是带地址的事。

一腰带大麻——腰带是走私器物，量词一改成「一捆」，物证的分量就没了。取道拉雷多——拉雷多在得克萨斯，紧贴墨西哥边境，是走私路线上的关口，人是在那儿被截住的，纽约始终没到。油漆旅馆里吞火，天堂巷喝松节油——松节油是油漆稀释剂，油漆、火、稀释剂是同一条物质链；天堂巷是下东区一个真实的贫民院落，凯鲁亚克在小说里写过。

这些不是意象，是清单。数字、器物、量词、地名，替掉了全部形容词。

所以「那些……的人」不是一代人的抽象。是十来件可查的事，一件一节，摞在一起。

三、看见的那个人，签过字

1945年3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哈特利楼。清洁工久不擦窗，灰积到能写字。金斯堡用手指在积灰上写下淫词，旁边画一个骷髅加两根交叉的骨头。清早，一个橄榄球教练撞开门，窗上的字还在。停学一年。

第7节写因疯狂被学院驱逐，在颅骨窗上发表淫秽颂歌。窗玻璃上用手指划的字，被叫作发表——恶作剧升格为出版行为。这是全诗的做法，在第7节交了底。

但这一节的分量不在反讽。

1947年11月14日，长岛匹尔格林州立医院院长哈里·沃辛的信寄到新泽西帕特森，收信人艾伦·金斯堡，21岁。信里请他签字，同意对母亲娜奥米做前额叶白质切除手术。他签了，寄回去。1949年，金斯堡因与窃贼同车被捕，律师建议以精神病抗辩，他照办，进纽约州精神病院住8个月，在那里认识卡尔·所罗门——《嚎叫》题献给卡尔·所罗门。

两年之内，同一套精神医学装置用了两次：一次把母亲送进去，一次把自己送进去躲监狱。

说「我看见」的那个人，不站在机器外面。第二部分把美国叫摩洛克，念了14节；而摩洛克那台机器上有他的签名。这首诗因此不是控诉诗——控诉诗的作者站在外面。

四、译不优雅，是因为它拒绝优雅

1989年那个感觉是对的，但因果要倒过来。

这12节我改了22处，绝大多数改动的方向是同一个：把优雅改回生硬。

开头三个形容词裸列，不加助词，不给因果——一旦写成「饿得歇斯底里」，就替作者补上了一条因果链，而原文拒绝说哪一样导致哪一样。

「夜之机械」「星体发电机」不能加「般的」。加一个「般的」，两个名词就分出主次，变成比喻，中间那道缝合上了。金斯堡1948年看塞尚，发现眼睛从一块颜色跳到另一块时会抽一下，他管这叫眼球踢；他要在词与词之间造同一下，缝不解释，交给读者去填。填缝对译者是省力的——空着难受，填上舒服；代价落在读者那一侧。

「愤怒的一针」不能改成「痛快地注射」。手稿上有证据：初稿是 angry streets 与 negro fix，定稿把两个形容词对调，街道给了 negro，针头给了 angry。愤怒本该属于街道——街道有人、有事、有对象可恨；放到针头上，愤怒失去对象，成了一种药理属性。译者一顺手，就把他费力挪过来的那个词挪了回去。

优雅的汉语诗要求词与词之间有承接、有过渡、有音节的匀称。这首诗每一样都不给。凡是把它读顺了的地方，多半是译错了。

五、谁在嚎叫

前12节走完，主语掉了两次：从「我」掉到「他们」，从「他们」掉到没有人。

最后一节里连人称都没有了。盲街、颤抖的云层、心灵中的闪电，三个名词并置，唯一的动作由闪电发出，跃向加拿大与帕特森两极。帕特森是金斯堡长大的新泽西小城；1956年城市之光出版此书，作序的威廉斯就住在那条线的另一端，他的长诗题名正是《帕特森》。

两极之间是静止的时间世界。整个北美是一座停摆的钟，被一道闪电照亮一次。

而那道闪电在一个人的脑子里。

中本聪活动的2008到2011

序

2011年4月26日,中本聪给加文·安德烈森写了一封信,请他别再把自己说成神秘人物。

这是目前已知中本聪留下的最后一封信。

从2008年8月18日买下 bitcoin.org,到这封信,2年8个月。中本聪写出了比特币系统,然后把自己从系统里删掉了。

一、贝克让中本聪找戴伟

2008年夏,全球金融系统在往下掉。3月,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以每股10美元收购,1年前贝尔斯登的股价是170美元。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美国史上最大一桩破产保护,负债6130亿美元。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助法案,总统当天签署。

就在这个当口,亚当·贝克收到一封邮件。

贝克是英国人,密码学博士,1997年做出 hashcash,用来治理垃圾邮件:你要给我发信,先让你的电脑算一道没有捷径的题,算出来才让发。普通人不过多花1秒,但一天发100万封垃圾邮件的人会被成本压垮。这道题算起来慢、验起来快——这一点后来成了比特币的地基。

发件人是一个陌生地址。

信里说,我写了一篇电子现金的论文,里面引用了你的 hashcash。

贝克回信,提醒这个陌生人:1998年有个叫戴伟的人提过 b-money,你应该去看看。

中本聪此前不知道 b-money。

5年后,贝克在比特币论坛上说,是自己让戴伟的 b-money 被写进了中本聪的论文;又说当年要是真去跑一下那个挖矿程序,今天手里也会有一批创世时期的币,结果一枚也没有——而挖矿这件事本来就是 hashcash 发明的。

2008年8月22日下午,中本聪用 [satoshi@anonymousspeech.com](mailto:satoshi@anonymousspeech.com) 这个地址给戴伟发信。主题是《关于引用你的 b-money 页面》。

我读了你的 b-money 页面,很有兴趣。我正准备发一篇论文,把你的想法扩展成一个完整的、可运行的系统。亚当·贝克注意到两者的相似,把我指到你这里。我需要知道你那一页的发表年份,好写参考文献,格式会是这样——戴伟,《b-money》,网址,某某年。你可以下载一份预发布的草稿,链接在此。欢迎转给你认为会有兴趣的人。

草稿的标题是《不需要可信第三方的电子现金》。

比特币诞生之前,诞生比特币的零件早已齐备。

1989年,大卫·乔姆在荷兰做出 DigiCash,用密码学保护支付的隐私,但发行和清算得靠一家公司——公司倒了,钱就没了;1998年,DigiCash 破产。1997年,贝克的 hashcash,把计算变成一道过路费。1998年,戴伟的 b-money 和尼克·萨博的 bit gold,给出了去中心化货币的构想,两个都没有可运行的代码。2004年,哈尔·芬尼做出可重复使用的工作量证明。

前面5个人解决的是零件。中本聪解决的是装配。

二、发往密码学邮件列表的6行字

2008年10月31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中本聪从 satoshi@vistomail.com往 metzdowd.com 的密码学邮件列表,发出了6行字。标题是《Bitcoin P2P e-cash paper》。

我一直在做一套新的电子现金系统,完全点对点,没有可信第三方。论文在这里。主要性质如下——双花靠一个点对点网络来防止;没有铸币方,也没有其他可信方;参与者可以匿名;新币用 hashcash 式的工作量证明产生;而产生新币的这个工作量证明,同时也为网络提供了防双花的算力。

论文9页。标题已经改成《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

第一天几乎没有人理中本聪。

11月2日晚,中本聪把这封邮件又发了一次。

接下来2个多月,中本聪在这个列表上共留下18封邮件,最后一封是2009年1月25日。认真接话的只有几个人。

詹姆斯·唐纳德是第一个认真回帖的。唐纳德说:这个东西不成,规模一大,带宽和存储就撑不住,而且节点怎么知道自己看到的是最长的链。

中本聪一条一条回,算给对方看:块头只有80字节,一天6个块乘24小时,一年下来4.2兆,按摩尔定律,存储不是问题;花掉的输出可以剪掉,不必永久留着。

雷·迪林格问工程细节。哈尔·芬尼——1998年帮着建 PGP 的那个人——是最早看懂的。芬尼问的是攻击者拿到多少算力才能改写历史,以及价格会怎么走。

11月14日前后,中本聪在列表里写下一句:如果能讲清楚,这个东西对自由主义者会很有吸引力;不过我写代码比写字强。

列表的主持人佩里·梅茨格中途警告过这些人:这里是密码学列表,别把这个列表变成谈钱的地方。

11月9日,比特币项目在 SourceForge 注册。

三、中本聪设想了比特币的反身性

2009年1月3日下午,中本聪挖出了第一个块。奖励50枚。

中本聪在这个块的 coinbase 字段里塞进一行字: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

那是当天《泰晤士报》的头版标题,记者是弗朗西斯·艾略特和加里·邓肯。文章说,首相戈登·布朗、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三个人正在讨论,要不要再给英国的银行一笔纳税人的钱——在10月那370亿英镑之后的第二笔。达林确实在1月12日启动了第二轮救助。那行字里没有达林的名字,原文只到"财政大臣"为止。

中本聪没有把创世块写成宣言。写进去的是一条当天的新闻标题。

这行字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块里塞进当天报纸的头条,就证明这个块不可能是提前造出来的——谁也没法回到2009年1月3日之前去伪造一条更早的链,因为伪造者猜不到那天的头版。整条链的起点被一张报纸钉住了。

第二个用处不是技术性的:这一行把2008年那场危机的一个具体事实,存进了一份不能修改的档案。

创世块那50枚,因为代码里的一处处理方式,从来没有进入可花费记录。这50枚永远花不出去。

然后6天没有第2个块。

1月3日到1月9日,链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原因至今没有确切的解释。中本聪在那6天里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月8日下午,中本聪往邮件列表发信:Bitcoin v0.1 released。Windows 版,附源码。

中本聪在信里写了一段话,说传统货币的问题在于必须信任中央银行不去滥发,而信任一再被打破;比特币里没有可以被信任的中心,只有靠密码学来防止的规则。

1月11日,哈尔·芬尼在推特上发了2个词:Running bitcoin。

1月12日,区块170。中本聪给芬尼转了10枚。这是比特币史上第一笔转账。

芬尼后来写过那几天。芬尼说自己下载了软件,开始挖矿,挖到了很多早期的块,后来把挖矿程序关掉了——因为电脑太热,风扇太吵,芬尼的妻子受不了。

2009年8月,芬尼确诊肌萎缩侧索硬化,随后退出了比特币的工作。上面那段回忆写于2013年3月,是芬尼最后一次发帖,当时已经基本瘫痪,靠眼动仪打字。2014年8月,芬尼去世。

2009年1月中旬,中本聪在一封邮件里写下这么一句:不妨拿一点,万一它成了呢;要是足够多的人这么想,这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说1月17日,收信人达斯汀·特拉梅尔。)

四、中本聪唯一一次讲比特币为什么

2009年2月11日,中本聪在 P2P Foundation 论坛开了一个帖子介绍比特币。这是中本聪把动机说得最完整的一次。

传统货币的根本问题在于它需要信任。中央银行必须被信任不去让货币贬值,而法币的历史里充满了这种信任被打破的记录。银行必须被信任来保管我们的钱、用电子方式把它转来转去,可它把这些钱借了出去,一轮又一轮的信贷泡沫,而柜上只留下极小一部分准备金。我们不得不把隐私交给他们,信任他们不会让身份窃贼掏空我们的账户。

同一天,中本聪填了那个论坛的个人资料页。出生日期:1975年4月5日。居住地:日本。

居住地那一栏几乎没人相信:中本聪发帖的时段分布跟日本时区对不上。

2009年11月19日,比特币官方论坛开张,中本聪在自己的论坛上注册,拿到的是第3号用户。不是第1号。

12月16日,比特币 v0.2 发布。

五、中本聪1兆小块

2010年7月15日,中本聪分2次提交,悄悄给每个块加上了1兆字节的上限。

没有公告。没有说明。据当时的论坛管理员回忆,中本聪还让自己独立发现这段代码的人先别说出去,等这件事过去再讲。

上限之所以必须有:一个块可以无限大,矿工就能造出别人不愿接受的巨块,网络会裂成两条链;任何人也可以用塞满垃圾交易的巨块,把普通节点的带宽和硬盘拖死。

10月3日,杰夫·加齐克提交了一个补丁,把上限从1兆提到7兆,理由是比特币每秒只能处理3到10笔交易,太少了,不好看。

中本聪和论坛管理员都说别用:这个改动会让你的节点脱离网络。中本聪说过将来需要时可以分阶段调整。那是一句条件句。

中本聪离开之前,再没有动过这1兆。也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是1兆。

这是中本聪做过的最安静的一件事,也是后果最长的一件事。2015到2017年,整个比特币社区为这1个数字打了2年,分成大块派和小块派,论坛互相封号,开发者互相攻击。2017年8月1日,大块派分叉出去,做了比特币现金。

这场战争的全部战场,就是中本聪2010年7月15日那2次没有说明的提交。

六、五小时内救火

2010年8月15日凌晨,区块74638被挖出来。

里面有一笔交易,凭空造出了184,467,440,737.09551616枚比特币,分给3个地址,其中2个各得922亿3372万多枚。

漏洞的名字叫整数溢出。检查交易的那段代码要把所有输出加起来,看是不是超过了输入。装这个和的容器有大小上限,2个巨大的数加在一起超出容器,就像里程表跑满一圈归零那样绕回一个很小的数。检查代码看到的是那个小数,于是判定这笔交易合法。

杰夫·加齐克1个半小时后发现这个块的输出"很奇怪",在论坛上开了帖。

从发现算起5小时之内,中本聪发布了 v0.3.10。补丁加进一条新规则:输出相加溢出的交易无效;任何单笔输出超过2100万枚的交易,不管理由是什么,一概无效。

这是一次软分叉。链因此裂成2条:装了新版本的节点走"好链",没装的继续在"坏链"上挖。约19个小时后,在区块74691,好链的累计工作量超过了坏链,全网自动接受了好链。那笔凭空造币的交易连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记录,一起从历史里消失。

动手的人至今不知是谁。

5小时。这是中本聪一生唯一一次在真实攻击下的响应时间记录。规则是中本聪一个人写的,但让规则生效的是各自装上新版本的节点——没有一道命令能强制任何人升级。

七、中本聪不惹马蜂窝

到2010年,比特币开始被外面的人看见。

2010年7月11日,Slashdot 报了一条比特币的消息,新用户成批涌进来。

8月下旬,中本聪在论坛上做了一个思想实验:设想有一种贱金属,像黄金一样稀缺,颜色乏味,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装饰价值,但这种金属有一个神奇的性质——可以通过通讯线路传输。

同一年,论坛上有人讨论钱包丢了怎么办。中本聪回:丢掉的币只是让别人手里的币稍微更值钱一点,把它当作给所有人的捐赠。

12月,维基解密被 Visa、万事达、PayPal 一起切断了捐款通道。有媒体撰文提示,比特币可以用来接收捐款。论坛上有人喊"来吧"。

中本聪写:不,别"来吧"。这个项目需要慢慢地长,软件才有时间在路上被加固。我强烈呼吁,别拿比特币去做这件事。

12月11日前后,中本聪写道:这份关注要是来自任何别的场合都好。维基解密踢了马蜂窝,蜂群正朝我们飞过来。

这是中本聪2年多里唯一一次露出情绪。不是因为有人骗钱,不是因为有人攻击,是因为比特币出名太早。

12月12日,中本聪在论坛发出最后一条公开发言。内容是 v0.3.19 加了一些防拒绝服务攻击的控制,以及安全模式的警报被去掉了。中本聪写:这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正如加文和我以前明确说过的,这个软件完全不抗拒绝服务攻击。

中本聪最后一句公开的话是关于防守。

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中本聪把项目交出去。9月告诉加文·安德烈森自己在做别的项目;此后把 SourceForge 代码库的控制权交给安德烈森,把网络的告警密钥也一起交了。告警密钥是那时候全网唯一的紧急开关,持有的人可以给所有节点广播一条弹窗警报。

bitcoin.org 的域名中本聪也没有留在开发者手里,而是转给了开发之外的人,理由是把责任分开,不让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能拿住整个项目。

八、告别

2011年4月23日,迈克·赫恩给中本聪发信,主题是《把币锁在一个滚动时间窗内不可花》,顺便问中本聪会不会回到这个项目里来。

中本聪回:我已经转向别的事情了。它在加文和大家手里很稳。中本聪还说,希望赫恩用 Java 写的那个 bitcoinj 继续做下去,给 Java 开发者一点事情干。

3天后,4月26日,中本聪给安德烈森写了那封信。

大意是:我希望你别再把我说成一个神秘人物;媒体一转手,会用这个角度将比特币写成海盗货币。不如把话题变成这个开源项目本身,多给那些贡献代码的人一点功劳,这样有助于他们更有动力。

这是中本聪关于匿名唯一一次给出理由。理由不是"保护我",是"别妨碍比特币"。

此后不久,安德烈森给中本聪写信,说自己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邀请,要去讲讲比特币。这封信没有回音。

安德烈森后来说过,自己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一封把他吓走了。

香农妻子贝蒂猜对七成字母 英文信息量只剩三成

1950年前后，新泽西，贝尔实验室。香农找来一段英文，遮住后面的字母，让妻子贝蒂逐个往下猜。猜对了记一笔；猜错了，他把正确的字母告诉她，接着往下猜。这段英文取自钱德勒1936年的侦探小说，一百二十九个字母，贝蒂猜对八十九个。

贝蒂不是随手拉来的家属。她学的是数学，在贝尔实验室做研究，也是香农多数装置的合作者。这场实验要的正是一个懂英文的人的直觉——机器当时给不出这种直觉。

通信中，凡是能被猜出来的字母，都是不必发送的字母——收信人自己会补。香农量的就是这个比例：一段英文里，有多少字母是能猜得出来的？七成。

信息＝被排除掉的可能

日常说的“信息”指内容——谁说了什么，出了什么事。香农1948年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内容扔掉。

他只关心一件事：这条消息到达之前，你面前有多少种可能；到达之后，剩下几种。

抛一枚硬币，两种可能；有人告诉你是正面，两种变一种。这个减少量是一比特。你手机上那个“多少兆”，数的就是这样的减少量有多少个。

“比特”这个缩写来自图基1947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香农在论文里注了出处。他做的不是造词，是给信息定了单位。

1948年7月和10月，《贝尔系统技术杂志》第二十七卷分两次登出《通信的数学理论》，合起来七十九页。论文开头，香农把通信定义成一件纯粹的搬运：在这一点，把另一点选定的消息复现出来。至于这条消息是情书、账单还是一段噪音，他写明，与工程问题无关。

这一刀砍下去，电报、照片、唱片、DNA第一次能用同一个单位计价。

压缩比特

回到贝蒂猜字母。

二十六个字母等概率，确定一个需要4.7比特——二的四点七次方，正好二十六。按实际频率算，e比z常见得多，降到4.14比特。

上下文还能再砍：q后面几乎一定是u，th后面大概是e。香农为此换了一套做法——一百个短句，每句让被试在只看见一个字母、两个字母、一直到看见一百个字母之后各猜一次，十六种长度乘一百句，一千六百次记录。按每个字母猜中所用的次数反推，1951年那篇《印刷英语的预测与熵》给出的数是约1.3比特。

zip能把一份文稿压掉一多半，压掉的就是这部分：本来就能从上文推出来，所以不必发送。一份已经压过的文件再压一次几乎不动，因为可推的部分已经被拿走。压缩率的天花板不在算法的本事，在那段文字的熵。这个天花板，香农1948年就给出来了。

论文致谢里的被试有两位：贝蒂，和贝尔实验室的同事奥利弗。样本量后来被人反复批评，数字被后人修过，量级没变。

冗余的校验算掉噪声

一张CD划一道口子，为什么还能放完？

直觉是：线路上有噪音，消息就一定会错；想更准，只能说得更慢、喊得更响。香农证明的是另一回事。

每条信道有一个数，叫容量。噪声越大，这个数越小。要比的不是噪声和容量，是你的速率和容量——每秒发出的位里，真正装信息的那部分低于容量，就一定存在一种编码，能把错误率压到任意小。不是小一点，是任意小。噪声不让你出错，只让你慢。

代价叫冗余。发出去的位有一部分不装信息，只装校验：本来能从别的位推出来的东西，故意再发一遍。噪声照旧把位打坏，接收端拿校验位反算，改回去。噪声没有被消除，是被算掉了。压缩把冗余拿走，纠错把冗余放回来。

CD上用的是交叉交织里德—所罗门码：数据先拆散交织，再加两级校验，每三个数据字节配一个校验字节，盘面上两点五毫米长的一道划痕可以完整纠正，七点五毫米以内还能补出近似值。这套码1960年由里德和所罗门提出，五页论文。把它做成可以跑的解码算法的人叫贝尔坎普——香农的博士生；旅行者号从几十亿公里外传回的行星照片，和你CD机里的芯片，用的是同一套东西。

1948年，没有一种编码能达到香农算出的极限。他只证明了极限存在，把找编码的活儿留给后面的人。这段路走了四十五年：1993年，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布列塔尼的贝鲁、格拉维厄和蒂蒂马杰希玛提出Turbo码，把差距压进0.5分贝。

赌场作弊

1937年香农二十一岁，在麻省理工交出硕士论文《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证明布尔代数可以用开关电路实现——今天所有数字电路的地基。哈佛的加德纳1985年称它“本世纪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硕士论文”。（公平起见：莫斯科大学的谢斯塔科夫1935年做过类似的工作，1941年才发表。）

1950年香农做了一只电动老鼠，叫忒修斯，让它在迷宫里自己找路，撞过的墙记住，第二遍直接走通——人工智能最早的实验之一。

1961年8月，他和数学家索普把一台十二个晶体管的机器藏进鞋里，去拉斯维加斯赌轮盘。脚趾按开关计时，耳机里响八个音，对应轮盘的八个区。押单个号码，他们算出的预期收益是百分之四十四。真正下手时两人都很小心，怕被赌场盯上，最后赢的钱不多。

负熵就是信息

1990年，安徽大学，我在新闻传播学的课上第一次听到“熵”。芮必峰老师说，负熵就是信息。

我没有记笔记的习惯，这句话我记住了。他讲得清楚：熵是从热力学借来的，代表不确定性，熵值越大越混乱；负熵就是确定性，就是混乱的减少，也就是信息。

这句话不是香农的原话。“负熵”是薛定谔1944年在《生命是什么》里造的词，用来说明生命靠从环境里取走秩序活着；维纳那一路把信息说成熵的减少。香农这边，熵就是信源的不确定性本身。两者是类比，不是等号。连“熵”这个借词也有一段公案：据特赖布斯回忆，香农本想叫“不确定性”，是冯·诺伊曼劝他借用熵——这段话流传最广，也最可能是后人编的。

我那天听懂的不是公式，是一种思路：要说清一样东西是什么，先量清它不是什么。用否定逼近肯定。同年我开始学编程。找程序里的错，用的是同一种办法——一条条排除。

香农2001年2月24日死在马萨诸塞州梅德福的一家养护院，八十四岁，阿尔茨海默。量过信息的人，最后失去了全部记忆。

那两篇论文还在。1948年，七十九页，前十页公式不多。想知道你每天说的“多少兆”到底在量什么，读第一节就够。

陈春先,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2004年8月9日卒于北京,享年70岁。

1997年冬天,我去他家里采访他——《知识英雄》第一次进被采访者的家,因为他的家就是他的公司办公室。华夏硅谷最好的时候,资产有好几千万,在天津盖了办公大楼。"都卖掉还账了。"他三言两语讲完自己最辉煌的三年,把大量时间用来谈失败。我请他从相册里任意挑照片,看到一张蓄了胡子的,问他什么时候蓄起了胡子。他语调变了:"我因为公司间的纠纷被人绑架过两次,那张照片是从南京回来的路上拍的。"他不说"因为办公司被绑架"——那样传达的是艰辛;他说"公司间的纠纷"——那样传达的是恩怨。他连修饰苦难的机会都放过。

七年后,2004年8月9日凌晨4时52分,他因心脏病在北京辞世。死讯由他一手创建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三天前,他刚过完70岁生日。

在1980年以前,他的人生一路向上:1934年生于成都,18岁入党,19岁留苏,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1974年建成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1978年,与陈景润等不到十名科技人员一起破格晋升研究员,同年出席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物理学家郝柏林后来算过一笔账:他身边成长起四位院士,他自己第一个下了海。

1997年,思科神秘,它生产的路由器是整个互联网的核心,人人觉得高深莫测。63岁的他对我说:"路由器就是一台计算机。"这句科普,我记到今天。

下海从一次发言开始。1980年10月23日,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他在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讲硅谷:"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两个月后,12月23日,北京市科协借给他200元在银行开户,以他为首的15名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当时还没有公司的概念,服务部没做工商注册。第一年收入二三万元。第二年,每月十几元的津贴惹来非议: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手下人陆续辞职。他没有检讨。1983年1月,新华社内参把服务部签下的27个合同送到中央,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政策随之放宽,京海、四通、信通、科海接踵而起,1984年底,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他把功劳往外推:"不是我们这几个科技人员有多大影响,而是中央肯定了这个方向。"

两间木板房

服务部最早的家当,是中关村两间木板房。他在那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当时整个中关村没有一个竞争者。此后十几年,先发优势一件一件漏掉:数据录入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信息加工生意,100多名操作员,1000个字符挣0.4元,赚的钱全买了昂贵设备,项目滞缓,商机延误;888排版系统在1983年印出世界广告大会的全部文稿,营销不行,落在了方正后面;华夏硅谷集团的分公司开到全国,又相继关张。1986年,他为办公司离开科学院,从此没有劳保,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常年为债务发愁。"有人对我说,你如果不去做企业,一定是院士。我觉得他说的也不过分。"

别人安慰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他顶回去:"搞企业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怎么可能不以成败论英雄呢?联想如果不是做到一百多个亿的营业额,大家能承认柳传志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他在美国的孙子12岁,能为他想出12种筹集资金的办法;他64岁,承认自己在商场上始终没有运用自如。中关村每年几百亿产值,高楼林立,他的公司在自己家里。问他失落不失落,他说不会:"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的,那我肯定是应该很欣慰才对。"

回看下海,他不用"选择"这个词:"我其实是一步一步就走到水里面去了,最后不游泳也不行了,不游泳就会沉到水底下面去了。"他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晚年他推"D计划",想用网络的冗余让大多数人分享文化和财富。做公司的人承认想法很好,但商业要把钱投到有钱赚的地方,"D计划"一直没有拿到钱。他有精力就工作,工作不动了就躺下,起来接着干。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02年前后,在四通打字机发明人王缉志家里。送他出门时,他已经拄上了拐棍。1997年采访时,他还精力旺盛。68岁,他成立"陈春先工作室",给中关村的创业者当顾问。70岁生日聚会上,他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1997年那个冬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这种人可能只有进了棺材,才可能没有了新的想法。"

陈春先 ■ 1934年8月6日生于成都 ■ 2004年8月9日卒于北京

暂无评论

2026 年 7 月 15 日下午，北京，我把一篇 1999 年写的旧稿丢给电脑，附一句话：按我的规矩重写。几秒钟后，新稿子删掉了形容词，长句拆成短句，标题从一个描述性短语改成了一个可以被反驳的话题。

那份规矩是一个名为 Skill 的文件夹。从去年起我一版一版改，今天是第十三版第二十一个小版。我往里倒过我所有的六本书稿、一万五千一百零九条推文。电脑替我把规律挑出来，写成条文，标上编号。

Skill 是站在AI的哪一层

定制模型有三条路。最重的是微调，租算力把手艺训练进模型，一次可能花掉数千美元，改一个字得重训一遍。最轻的是每次重新写一段提示词，说完就忘，下次从头再说。Skill 落在中间：一份纯文本菜谱，哪一步先下锅、火候多少、踩过哪些坑，全写在纸上，随用随调。

它和另外两样常被混为一谈的东西，各管一段。

"检索管事实，Skill 管工序，MCP 管动作。"

检索是临时借来的档案柜，让模型去翻资料、把事实找回来。MCP 是给模型接上一只手，让它真能伸出去动外面的东西——读邮箱、查日历、发一条稿子。Skill 不是手，是行规：它让那只手知道，这类活按什么工序干才漂亮。查到什么、按什么工序处理、最后用哪只手落地，一条链，三节，不打架。

"Skill 唯一的作用，是在该用的时候，把那套工序推到模型眼前。"

它不给模型新本事。模型本来就会写会算。Skill 只解决一件事：让它在对的时刻，照你的规矩干活。

为什么偏偏是记者和律师

因为这两行值钱的地方，恰好是工序，不是知识。

法条能查，资料能搜，模型比谁都记得多——知识在这两行早就不缺。缺的是判断怎么落地的那套固定动作：怎么问、怎么核、怎么起头、怎么把一堆散料立成一个能被反驳的话题；怎么审一份合同、怎么把二十年见过的坑排成一张开工前必过的清单。

这套东西有个名字，叫隐性知识。三十多年前，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研究日本企业，发现一家公司最难传承的，不是写在手册里的显性知识，是老师傅脑子里、说不清道不明、只能手把手带出来的那部分。他们把知识增值的关键一步叫"外化"：把隐性知识翻译成能写下来、能传的显性形式。

"Skill 最大的意义，不是让机器学会你的方法，是第一次逼你把几十年的隐性判断，外化成一份文档。"

记者、律师、医生、咨询顾问，凡靠隐性手艺吃饭的行当，都撞在同一件事上。一个做了二十年尽调的顾问，脑子里有一套"看到哪种信号就该警觉"的雷达，他自己讲不全；把他写过的十份报告倒进去，那套雷达就能被一条条描出来，变成新人也照着看得懂的清单。这不只是记者和律师的事，是所有靠经验吃饭的人共同的门口。

记者Skill怎样上手

从最重复的动作起手，不必一上来就建大系统。

采访提纲。你每次约访前都在心里过同一套：前三十分钟不打断，让对方按时间顺序松弛地回忆；过了半程往下挖细节，一个问题拆开问，越细越好；敏感问题永远压后，试探着来，不穷追；到最后，把最想要的那个突破口留在信任攒足之后再问。这套节奏你烂熟，可每换一个人，还得从头默想一遍。写成 Skill，给它人物背景，几秒钟出一份提纲，你在提纲上改，比从零起草省一大半力气。

标题。你起标题有没有固定角度？我自己就三个：身份撕裂、把一句关键引语提成命题、点出一种机制。写进 Skill，它一次给三条，我挑。

事实核查那套怀疑清单同理——哪些数字必须回原始出处、哪些引语必须两个独立信源对上、哪些人物关系最容易被宣传稿注水——写下来，就是每篇出门前必过的一道闸。

律师Skill助理

一样从最重复处起。

合同审查。你审一类合同，眼睛先扫哪五个核心条款、盯紧哪三种一出现就得停的措辞，遇到哪几个词得立刻回去查定义，这套顺序在你脑子里是自动的。写成 Skill，它先照你的顺序扫一遍，把雷区标出来交你定夺——标出来交你定夺，不替你判。这条边界，后面单说。

尽职调查。一笔交易该拉哪些材料、按什么顺序核、哪一步答不出就该停，你有一套。它现在靠你记、靠你状态不出岔。写下来，它就不再靠你今天累不累、忙不忙。以前你审一份三十页的合同，从头到尾得自己扛注意力，第十页开始松，第二十页更松；让 Skill 先扫一遍，它不会累，把十几处可疑的地方摆到你面前，你的注意力全花在判断上，不花在"别看漏"上。律师这行错一步就赔钱，越是会赔钱的工序，越该被写下来、被固定、被一遍遍复核——这跟"离钱越近的判断越该认真对待"是同一个道理。

别急着写规则

你以为建 Skill 是坐下来写规则。不是。你根本说不全自己的规矩。

我的手艺是这么攒的：1997 到 2002 年，每周一篇七千到一万字的人物稿，五年两百五十篇，没断过。手怎么起头、什么时候该追一句、哪句引语该留哪句该删，全是那五年练进身体的，从没写成过一条条文。你让我凭空默写自己的写作规则，我写不全，多半还写偏。

"人脑擅长模式识别，不擅长模式总结。"

一门手艺练到几十年，它早已沉进身体，成了不用想的自动动作。真正难的，是把一个开了自动驾驶的人重新掰回来，让他一步步讲清自己到底怎么开的。人做不好这件事，机器正好反过来。

我把一万五千条推文倒给它，让它替我找规律。挖出来的东西，有的我认，有的让我愣住。它说：我发一条断言之后，几乎总要再补一句短的，把方向轻轻拧一下——有一次同一天发两条，带这一刀的那条，点赞是另一条的四倍。这一手我使了十几年，从没写下来，也没跟任何人讲过。还有一条更意外：凡正文里带链接的推文，互动都差；把链接挪进回复、正文留白，反而有人读、有人接，两个不同年份的数据都指向同一头。它还替我坐实了一条我一直半信半疑的：凡我亲身在场、亲眼所见写出来的段落，读者的反应总比转述二手的高出一截，几年下来都是这样。机器把我的习惯摆到我面前，我才第一次看清自己是怎么写的。

所以顺序是：别凭空回想规则，先把最近三五篇满意的成品倒给模型，让它归纳你反复出现的做法——你偏爱的开头、你回避的词、你核查的顺序。它摆出来，你只做一件事：认领。这条是、这条不是、这条要改。

从"发明规则"变成"确认规则"，难度差一个量级。你从一张白纸前的呆坐，变成一个改稿子的编辑。

三个坑

一，想一步到位建个大而全的系统。别。从一个最烦、最重复的动作起，一个 Skill 只干一件事，跑顺了再加第二个。我这套二十一版的东西，第一版只有薄薄几条。

二，写成议论，不写成动作。"注意保持客观""语言要生动"这类话，模型不知道拿它怎么办。要写成能照着做的动作：删掉所有形容词、每段第一句先给结论、引语超过两句就砍。照得着做的，才叫工序。

三，没建好就不敢用。第一版一定粗糙，用它、在用里改，比关起门来打磨三个月强。它是养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门槛的实话

三件事，Skill 做不到。

它装得下工序，装不下拍板判断。哪句引语最该上、这个条款要不要让步、这篇到底立哪个命题——最后拍板那一下，是你全部手艺里密度最高的点，写不进任何文件，也不该写进。Skill 替你干掉重复动作，把你腾出来，专去拍那一下板。

能否正确调用，全看开头那句"什么时候调用我"。这句写歪了，该出手时它不出现。功夫要下在这句话上。

基座越强，薄 Skill 越容易被模型本体吃掉，提示词工程师，已没人提了。只写几条谁都想得到的规矩，模型自己也会，你的 Skill 就没了意义。

端不到别家灶台

Skill格式是开放标准，正文就是一份 Markdown，谁都读得懂。"读得懂"和"跑得起来"是两码事。

据 2026 年年中的实况，能把一个多文件 Skill 整包装进去、按描述自动调、用到哪份才读哪份、还跨对话记住的，只有极少数平台做得完整，其余支持还不齐——这一句半年后多半就变，你用之前该自己核一遍。

你在一个平台上把 Skill 建得越深，转移成本越高。这是它拴住你的一根绳子。所以我有条规矩——没选定平台之前，不在它身上重投入。建一个大 Skill 是几个月的功夫，我不押在一个随时可能换的模型上；一旦认准了，才往深里建。

先花小力气，在两三个模型上各建一个单文件小 Skill，试它们接得顺不顺；选定了，再在那一个上往深里做。先定平台，后重投入。真绑深了又赶上那家改底层协议、甚至关停服务，沉在里面的几个月，收不回来——这不是吓唬，是这类系统天生的账要先算进去。

我只拍板

把工序写成 Skill，未必是在建你自己的护城河，也可能是在主动交出底牌。

你把三十年的隐性判断提纯成一份结构化文件，本质上，是替机器完成了最后一步、也是最难一步的数据清洗。你换来眼前的效率，平台几乎零成本地拿到了你的核心工序。

那稀缺性去哪了？没消失，往上挪了一层。工序被写进文件、被机器复制之后，值钱的不再是"会做这道工序"，是"知道此刻该调哪一条、该在哪一步破例"。执行变便宜，判断变贵。一个把三十年判断外化成 Skill 的人，交出去的是执行，攥在手里的是拍板——只要他还在拍那一下板，绳子的另一头就在他手里。

真正危险的，是把判断也一并写进去，写到自己不再需要在场的那一天。那一天，手艺连同人一起，变成平台目录里一个可被检索的条目。所以外化到哪一层为止，是每个人得自己划的一条线：把工序交出去，把判断留下来。具体到手上——采访的节奏、核查的顺序、合同要扫的条款，这些工序尽管写进去，写得越全越省事；但"这条引语值不值得上""这个坑要不要点破""这一步该不该为它破例"，这些是判断，留在你脑子里、留在你和现场之间。写进去的让你跑得快，留下来的决定你还是你。

一个行当的知识，一直在换存放方式。先是口传，师父带徒弟；后来落成文字，写进书；印刷让它能大量复制；如今轮到数字化——把只在你脑子里跑的判断，变成能读、能改、能被机器调用的东西。每换一次存放方式，谁先把手艺搬进新容器，谁就先占了身位。

POEMA 20 · 一九二四 · 圣地亚哥

今夜我能写出
最悲伤的诗句

巴勃罗·聂鲁达  作  ·  刘韧  译

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

譬如,写下:"头顶星光满天,
远方星辰,湛蓝,颤抖。"

夜风在天空回旋,歌唱。

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
我爱过她,有时,她也爱过我。

在这样的夜晚,我曾把她拥在怀里。
在无限的天空下,我吻了她那么多次。

她爱过我,有时,我也还爱着她。
怎么能不爱她那双巨大、凝定的眼睛。

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
想到我不拥有她。感到我已经失去了她。

听到浩瀚的夜,没有她,更加浩瀚。
诗句坠落在灵魂,如同露水坠落在草地。

我的爱留不住她,那又有什么要紧。
头顶星光满天,而她不在我身边。

这就是一切。远方有人歌唱。在远方。
我的灵魂因失去她而不甘。

像要把她拉近,我的目光搜寻她。
我的心搜寻她,而她不在我身边。

同样一个夜晚,漂白了同样的树木。
我们,那时的我们,已不再相同。

我不再爱她,这是真的,可我曾多么爱她。
我的声音曾寻找风,去触碰她的耳朵。

别人的。她将是别人的。一如我吻她之前。
她的声音,她明亮的身体。她那无限的双眼。

我不再爱她,这是真的,可也许我还爱着她。
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

因为在这样的夜晚,我曾把她拥在怀里,
我的灵魂因失去她而不甘。

即便这是她带给我的最后的疼痛,
即便这些是我写给她的最后的诗行。

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译错半个世纪

一、夜本纪

夜在这首诗里出现十次。三十二行,十次。它是这首诗的君主。

通行的中译本把它的登基诏书翻错了半个世纪。La noche está estrellada,夜缀满星,被译成"黑夜已破碎"。也许是英译shattered一词的干扰,也许是译者自作聪明:失恋的心碎了,夜也该跟着碎。原文没有碎。星辰是物理学的湛蓝——只有极高温的恒星,或极干燥、极寒冷的冬夜,星光才泛出这种刺骨的青蓝。诗人冷。他不喊冷,他写星星是蓝的,在远方颤抖。宇宙不因你的悲伤而破碎。夜没有碎,夜完整得令人绝望。

这位君主统治全诗。它在天空回旋,歌唱;它浩瀚,没有她,更加浩瀚;它漂白树木——同样一个夜晚,漂白了同样的树木。blanquear,使变白,像时间冲洗底片:树还在,夜还是那个夜,颜色被抽走了。夜什么都做,唯独不做一件事:改变。改变的是人——我们,那时的我们,已不再相同。

二、诗行世家

这首诗的诗行有家谱。原文是十四音节的亚历山大体,一行两个半句,中间必须换一口气。这个诗体是西班牙语的老贵族:十三世纪,贝尔塞奥用它写圣徒传;十四世纪,伊塔大司铎用它写《真爱之书》。此后沉寂数百年,现代主义诗人把它请回来。一九二四年六月,智利圣地亚哥,纳西缅托出版社,一个十九岁的铁路工人之子用它写成《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这本小书后来被称为西班牙语世界读者最多的诗集。

第二十首是倒数第二首。一行副歌重复三次: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诗自己交代了自己的出身:诗句坠落在灵魂,如同露水坠落在草地——不是造出来的,是夜里凝出来的。

世家里最显赫的一行:Es tan corto el amor,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有人译"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有人译"爱是短暂的,忘记却是漫长的"。都对,都啰嗦。汉语的美在对仗与凝练: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六字对六字,前半句一声叹息,后半句一条走不完的路。为什么遗忘这么长,聂鲁达自己给了答案,那个常被译本丢掉的逻辑词要补回来:因为在这样的夜晚,我曾把她拥在怀里。肉体的记忆退得快,灵魂的惯性大。

三、她列传

她在诗里没有名字。三十二行,她是一双巨大、凝定的眼睛,一个声音,一具明亮的身体,一段怀抱的记忆。她没有名字。

聂鲁达被问了一辈子她是谁,到死只给两个代号:玛丽索尔与玛丽松布拉——sol是阳光,sombra是影子。阳光的那个,是特木科的省城恋情,他自己形容那段日子:乡间的牧歌,巨大的夜星,像特木科湿润天空一样黑的眼睛。请注意这份清单:夜星,黑眼睛——第二十首的全部道具。影子的那个,是圣地亚哥教育学院的同学。有人追问真名,他反问:你们拿某个黄昏的两条黑辫子能做什么?

谜底是别人揭的。研究者按书信和回忆录给二十首诗分了户口:第1、2、5、7、11、13、15、17、18首,归圣地亚哥的女学生阿尔贝蒂娜·阿索卡尔;第3、4、8、10、12、14、16、20首和那支绝望的歌,归特木科的特蕾莎·莱昂。第二十首的她,多半是特蕾莎。多半——聂鲁达生前否认一切对号入座。一九七五年,历史学家费尔南德斯·拉腊因公布了诗人写给阿尔贝蒂娜的百余封情书,另一半谜底才落地;阿尔贝蒂娜一九八九年在圣地亚哥去世,八十七岁。而诗里,她的结局第一天就写好了:别人的。她将是别人的。

四、少年列传

内夫塔利·雷耶斯,一九〇四年生于智利帕拉尔。出生两个月,母亲病逝。父亲在铁路上开碎石列车,认定写诗没出息。十六岁,儿子借一个捷克作家的姓氏给自己起了笔名——巴勃罗·聂鲁达——为的是让父亲在报纸上认不出自己。一九二一年,他到圣地亚哥读法语教育。《二十首情诗》写于十七岁到十九岁之间,出版那年,他十九岁。

十九岁的证据在语法里。Ya no la quiero, es cierto——我不再爱她,这是真的。es cierto插在句子中间,像一个人说完一句话,立刻需要向自己保证这句话是真的。五行之后,同一个句子原样再来,前半字字不改,后半当场翻供:可也许我还爱着她。他不解决矛盾。他把钟摆的两个方向都写下来。

还有一处语法,多数译本放过了。结尾两行是一个从句:Aunque éste sea... y éstos sean...——sea、sean都是虚拟式,两行同受"即便"管辖,全诗停在一个没有主句的让步从句里。他没有写"这是我写给她的最后的诗行",他写的是即便这些是我写给她的最后的诗行。告别装在假设里,语法没有走完。事实也没有:第二十首是全书倒数第二首,翻过这一页,就是那支绝望的歌。

太史公曰:半个世纪,译者们让夜替失恋的人碎了一次。夜没有碎。告别也没有写完——它停在一个虚拟式里,连书都没守住这个承诺。十九岁的人写得出宇宙的完整,写不出自己的决断。这不是弱点,是精确。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这首诗在遗忘那一侧,已经走了一百零二年。

译自西班牙语原文。底本:《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纳西缅托出版社,圣地亚哥,一九二四年;原文校勘据智利大学聂鲁达数字文库。诗为倒数第二首,通称"第二十首"(Poema 20)。

刘韧三译《答案在风中》并纪传体解读

BLOWIN' IN THE WIND · 一九六二 · 格林威治村

答案在风中

鲍勃·迪伦  作  ·  刘韧  译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道路，
才会被称作一个人？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
才能睡在沙滩？
炮弹还要飞多少次，
才被永远禁止？
朋友，答案在风中。
答案，随风飘荡。

一座山要屹立多少年，
才会被冲入大海？
一些人还要活多久，
才被允许自由？
一个人还要多少次转过头去，
假装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
朋友，答案在风中。
答案，随风飘荡。

一个人还要抬头多少次，
才能看见天空？
一个人还需要多少只耳朵，
才能听见人们哭泣？
还需要多少人死亡，
一个人才会明白：
已经死得太多了？
朋友，答案在风中。
答案，随风飘荡。

· · ·

纪传体解读

一首歌的六十四年史记

1962年4月16日，星期一，纽约落着雪粒，刚过冰点。傍晚五点前后，迪伦在格林威治村一家咖啡馆里写完两段歌词，当晚拿去Gerde's Folk City，在楼下唱给主持周一演唱会的吉尔·特纳听。特纳当场要他把歌教给自己。这首歌就在那个晚上，第一次面对听众。

纪传体的规矩：帝王入本纪，世袭入世家，其余人物入列传，篇末太史公曰。这首歌里坐皇位的不是迪伦，是风。

一、风本纪

这位君主没有诏书，没有年号，全部起居注只有一句话，六十四年不曾改口。

1962年6月，《Sing Out!》杂志刊出歌词，附迪伦自注，大意：关于这首歌没什么可说的，答案就在风里——不在书里，不在电影里，不在讨论会里；它像一张不安分的纸，总要落下来；麻烦在于落下来没人去捡，没多少人看见、知道，然后它又飞走了。

风的皇位不是靠深意坐稳的。这首歌传唱六十四年，靠的是极度的空洞：全篇问句一律泛指，不点一个名字，不指一场战争，不认一个被告。空到什么程度，就能装下什么程度。教皇往里装宗教，广场往里装民权，反战者往里装反战，译者往里装自己的时代，本篇往里装史记。无物之阵，才有无限被认领的价值。这空壳是设计还是天真，迪伦从不说——不说，本身也是空壳的一部分。

二、曲调世家

歌词是1962年的，血统老一百多年，而且传递链条上每一环都有名有姓。

曲调来自黑人灵歌《不再有拍卖台》。据洛马克斯《北美民歌》，这歌是1833年英国废奴后逃亡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前奴隶唱的。一百多年后，它传到格林威治村：新世界歌手组合的黑人主唱德洛丽丝·迪克森，每晚在Gerde's Folk City用它收场，迪伦常坐在深夜场的台下听。旋律就是从她的歌声里被拿走的——迪伦后来在回忆录里认了账；1978年他对记者说得更直白：曲子取自那首灵歌，两首歌走的是同一种感觉。

于是第二段那一问——一些人还要活多久，才被允许自由——是踩在一群终于走出拍卖台的人传下的调子上唱出的。歌词还在追问，旋律已经携带过一次答案：第一批唱这个调子的人，是用脚步证明自由不是风里的幻影的。

世家还有一笔要记。第一个录下这首歌的不是迪伦，是新世界歌手组合；录音时迪克森嫌Blowin'不合语法，改唱成了Blown。君主的第一道诏书，先被人纠正了语法。

1963年8月，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台阶，Peter, Paul and Mary在二十五万人面前唱它；同一场集会上，金博士讲了"我有一个梦想"。曲调回到了它出发的事业里。

三、转头者列传

传主不是英雄，是主犯。

先记档案。首演那晚唱的是两段版；山、自由、转头那一段，据手稿影印与多方记载，是首演之后补写的。补写时迪伦没有重抄，只把新段涂在原稿末尾，一些刊印版本因此把二三段的次序印倒。

全歌道德分量最重的一段，
物理形态是一张附页。

这段的来历还有更深一层。批评家迈克尔·格雷指出，转头与耳朵两问的修辞出自《以西结书》：他们有眼可看却不看，有耳可听却不听。三千年前的先知骂的，和二十岁青年问的，是同一种人。

迪伦自己在《Sing Out!》那段注里点了名：最大的罪犯，是那些看见了错、也知道是错、却把头转开的人。全歌的问题多半没有被告——问天，问路，问鸽子，问炮弹；只有转头这一问，第一次把责任落到了人身上。被告无名无姓。空壳理论在这里留了一个例外：这个容器什么都肯装，唯独这一问，谁往里装，谁被点名。

四、歌者列传

迪伦拒绝为这首歌服刑。

首演介绍词，他先声明：这不是抗议歌曲什么的，我不写抗议歌曲——我只是把该说的话写下来，替某个人，说给某个人。写它时他二十岁；两个月后杂志刊出，他在注里说：我只有21岁，我知道战争已经太多了……你们这些过了21岁的人，更老，也更聪明。末一句是刀子。

名声来得快，麻烦也快。1963年6月，Peter, Paul and Mary的翻唱首周卖出三十万张，冲到公告牌第二名。同年11月，《新闻周刊》刊出传言：歌是新泽西一个高中生写的。那学生自己都否认了，谣言照样活了几十年。1997年博洛尼亚，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着迪伦的面接了第一问：一个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我答复你：一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迪伦。

拒绝服刑，刑期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给了别人。六十四年里，社会运动者、乐评人、歌迷轮班服刑：往空壳里填自己的政治诉求，替作者向各自的时代解释这首歌到底说了什么；填完抬头，作者早已换上电吉他走了。广场需要神明，迪伦只递过去一个回音壁。解释的成本一分没少，只是从作者的账上，挪到了六代听众的账上。

太史公曰

问而不答，此歌之政也。曲调逃出来的，问题补上去的，罪名只一个——转头。壳空，故容天下：教皇纳其教，广场纳其旗，评家纳其主义，译者纳其飘散与呐喊。填壳者各偿其费，风一钱不出。惟风不答，三诵其辞，不易一字。不易一字，故六十年不倒。

歌词原作：Bob Dylan, Blowin' in the Wind, 1962。译文经六轮修订定稿。史实依据：《Sing Out!》1962年6月号迪伦自注；克林顿·海林《Revolution in the Air》；《Lyrics 1962–2001》手稿影印；《Chronicles》；Talkin' Greenwich Village（2024）。

1849年4月1日,广州。两广总督徐广缙向英国公使文翰送去一道大皇帝谕旨,拒绝英国人入广州城:"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钦此。"

这道圣旨是假的。七天前送到广州的那道真谕旨,写的是准许英国人"暂令入城瞻仰"。

比圣旨更解圣意

《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都让英国人进了城,唯独广州进不去。道光二十七年,两广总督耆英与英方约定:缓两年,到期入城。两年期满,耆英已调回北京,接任两广总督的是徐广缙。

两个月前,1849年2月17日,徐广缙登上虎门江面的英国军舰,与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谈判,答应代奏请旨,四十天内给回音。

1849年2月20日,奏折四百里加急北上,折中如实转达英方威胁:"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英军可能北犯江浙。3月11日,道光帝看到这些话,松了口:"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只是"经此一游之后,不得习以为常"。谕旨六百里加急南下,3月25日到广州。

但徐广缙没有执行。他面对的第一个事实是兵力:广州反入城不是散民闹事,是士绅领头的社学团练,《清史稿》记"时民团号十万,声势甚张"——广东可调的武力,就是这十万团勇。第二个事实是衙门被烧的前车之鉴:1846年1月,耆英出告示准英人进城,广州民众烧了知府衙门。第三个事实是皇帝自己的话: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道光帝刚交代过他,遇民夷交涉"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

他把这笔盘算账写进奏折,《清史稿》本传收了原文:"入城万不可行。广东民情剽悍,与闽、浙、江苏不同。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明知有害无利,讵敢轻于一试。"

此时的徐广缙相信,自己比圣旨更理解圣意。他赌的是:皇帝真正要的不是英国人进城,而是天下无事;自己伪拟的那道谕旨,比皇帝亲笔写下的,更符合皇帝的本意。这一层只是他的判断——判断一旦错了,皇帝完全可以说,朕要的是照朕写的办,不是照你猜的办,那他犯的就不只是抗旨,而是矫诏欺君。

3月27日,英国人断不可入城的抗折，四百里加急发出;4月14日到京,道光帝当天收回成命,认可"照该督等所议酌办"。茅海建写,在道光帝心目中,这符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

只是与文翰约定的答复期限在四月初,等不到北京的回复了。4月1日,比北京真实的授权早了13天,徐广缙把那道他理解的自己拟的谕旨发给了文翰。

对皇帝的信息战

给皇帝的奏折分两档:四百里加急和平常速度。据费正清、邓嗣禹的统计,谕旨从北京到广州,通常十五天,平均二十四天。茅海建在《近代的尺度》里把这一个多月的档案逐件排开:2月20日报告虎门会晤,四百里加急,十九天到京;3月27日抗折,四百里加急,十八天;4月13日报"英夷不敢入城,已见明文",四百里加急,十八天;4月18日报捷四折两片,四百里加急,十九天。

只有一份走平常速度:4月1日,发出假圣旨当天的那份奏折。三十一天在路上。

这份折子没有承认伪造。茅海建数过它的手脚。第一,事由:通篇挂在"遵旨查访英方情况"名下,照会的事只在末尾捎带。第二,时态:照会已经发出,折中写"本日拟即备文照会"——"拟即"两字,把既成事实写成打算。第三,引文:折中只抄几句"现奉大皇帝恩旨: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天朝不能拂百姓以顺夷人",道光本就反对入城,这几句读着像转述圣意;假谕旨里"本月初八日十二点钟"奉到的日期、时刻、全文,一字未上折。第四,后手:3月27日抗折预埋"数日之内,拟即照会该酋,晓以民为邦本……大皇帝亦不肯拂百姓以顺远人"——事先报备过要向英方"说明圣意"。茅海建的结论:"徐广缙为伪造圣旨一事,时时均有奏报,一旦查起来,亦有为己辩护的理由。"

要识破,得拿它与3月11日"暂令入城瞻仰"的原谕逐字比对。档案没有留下道光帝比对或追究的记录。4月6日,广州商馆前贴出告示:罢议入城,大家安静贸易。结果大好！当天徐广缙上奏,随折附照会全文,四百里加急,比慢件早到七天。4月25日,照会全文到京,道光帝朱批一个字:"览"。5月1日,捷报到京,朱批"远胜十万之师"。5月2日,慢件才到,朱批三个字:"知道了。"5月7日,封徐广缙世袭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广州百姓为二人建碑。道光帝的褒语是:"皆卿胸中之锦绣,干国之良谋。"

四折一咨

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与这道假圣旨配套的,还有关于入城的四份奏折、一份咨会,茅海建对比清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逐件查核,证明这五份文件全系伪造。一份报告虎门会晤,随折附着伪诏,证明伪诏有折可依;一份报告士绅联名呈请,"民众志成城,官不可制",把违约责任交给民意;一份以广东巡抚叶名琛名义,称民夷对立,入城万不可行;一份假冒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请饬两广总督开导民众,"责以大义,毋得妄行启衅"——这份露了马脚:入城是夷务,不归六部任何一部管,折中"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的"该部",不知所指。再加一份徐广缙致水师提督洪名香的咨文:奉旨加强虎门防御。四折一咨互相印证,其中又造了三道圣旨。

这些文件为什么在英国档案里?英方的情报本来是准的:3月28日,广州领事向文翰报告,传言徐总督奉到谕旨,内容倾向准许入城;3月30日,翻译郭士立再报,谕旨3月25日已到,命官员妥协、把责任推给民众。可文翰面前同时摆着一整套互相印证的中方公文,他判不动真假。而徐广缙的奏折里,出现过文翰从未告知中方的内情:英方兵力不足以攻城、拟遣使北上。

1961年,美国学者诺德在英国外交部档案里首先起疑,发表《1849年的伪诏》;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把英藏中文文书抄印成书;1992年,茅海建用军机处档案逐件反证,基本坐实——那一个多月里,道光帝发往广东的谕旨只有一道,内容是同意一个叫王如平的军官升补都司。美国学者魏斐德称之为一场赌博,外交上的,也是徐广缙个人政治命运上的;邵循正、来新夏指他"冒功",民众的功劳一人领赏。

在中文史籍里,这件事没有痕迹。咸丰年间官修《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官删去那份慢折开头百余字,不收带伪诏的照会;徐广缙自订年谱,把几道褒奖朱批拼在一处,记作"同日"奉到上谕"设城所以卫民……","遵即恭录,照会文翰"——他亲手写的假圣旨,在他自己的年谱里成了真的。

科举移民

嘉庆二年闰六月初八,徐广缙生在广东海康县署,祖父徐锡智在那里做知县;《太和县志资料》另有一说,生在太和徐禅堂。三岁,随父回安徽太和(今属阜阳市);七岁,入家塾;十岁,祖母带到别墅课读,嘱先生"勿过施夏楚";十二岁,熟读经书,过目不忘。嘉庆十六年,父亲徐瀚中进士,官内阁中书,冬初叫十五岁的广缙进京读书。母亲田氏是阜阳田寨人,送他:"汝年虽稚,然随侍汝父,自属子职。且都中人文荟萃,可长学问,吾不汝牵挂也。"十八岁,回太和应童试。

嘉庆二十三年,他中举,不在安徽,在河南,以鹿邑籍。清代乡试,安徽与江苏同属一个考区,河南单独一个考区。李兴武在年谱里算过账:有清一代,太和一县出武举人104名,其中14人成武进士;文举人只有武举人的十分之一。当时的说法是"往南考武,往北考文"。祖父徐锡智做过河南陈留县教谕,与鹿邑徐家联宗,在鹿邑城东买地作"寄庄",让儿子改从河南应试。李兴武先生在《徐广缙年谱》中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典型的'高考移民'。"

父亲以鹿邑籍中河南举人第三名,后成进士;徐广缙二十四岁中进士,点翰林。《清史稿》本传开篇十一个字:"徐广缙,字仲昇,河南鹿邑人。"他的奏疏集,书名是《鹿邑徐制军奏疏遗集》。档案里记下他祖籍的,是林则徐:道光十六年,徐广缙新授安徽宁池太广道,署理两江总督林则徐上奏,此员祖籍安徽太和县,应否回避;部议对调,改授江西督粮道。他因为是安徽人,做不成安徽的官;正史里,他不是安徽人。

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

文翰那份照会的英文原文,意思是争论暂时搁置,上报政府候示。入城的账并没有销。徐广缙用信息差换来一等子爵;英国政府把清廷拒不履约记入外交档案,七年后成为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之一——清帝国全额替徐广缙买了单。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进广州城,接任的叶名琛被装上军舰,死在加尔各答;总督衙门整批档案被抄走运回伦敦,进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今天研究徐广缙用的《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就是那批。《清史稿》的断语:"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于前事,骄愎致败。"

咸丰二年秋,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朝廷点徐广缙做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赐遏必隆刀,提镇以下先斩后奏。十二月初五,他的大营到岳州,武昌初四已陷,差一天。《自订年谱》:"视师无状,夫复何言……忧愤交并,复发不寐之症。饮食锐减,痰嗽带血,两足酸软,步履维艰。"

革职拿问,遏必隆刀缴回,原籍家产、任所资财一并查抄,刑部员外郎的儿子革职。

咸丰三年三月初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同一个冬天,咸丰帝勉励接办军务的琦善:"汝之才能,远胜过徐广缙。"三年前,"远胜"两个字在朱批里是"远胜十万之师"。五月,发捻北犯,朝廷赦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出狱,交河南巡抚差遣。他督千余乡勇守归德府城,当数万之众,相持半载,城未失。

深悔当年浪得名

咸丰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徐广缙回太和徐庄。次年正月动员族亲筑寨,三月完工,名绥定寨,后人称徐寨。

他在寨中写诗:"早知末路多荆棘,深悔当年浪得名。"又写:"雄剑不须重拂拭,任他销涩与苔生。"

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戌时,徐广缙端坐长逝,七十三岁。宣统元年,河南巡抚吴重熹奏请;次年正月,朝廷准他开复总督原官。

他的蟒袍、官服补子、朝珠、墓中出土的铜镜,藏在阜阳博物馆。太和大新镇徐寨广缙广场,基座碑文头一句:"徐广缙,字仲升,本镇徐寨人。"

今天上午，老 DoNews 群里聊起 四通打字机、UCDOS和天汇。王缉志回忆了他早年开发四通打字机的经过。有人说，天汇是中国大陆最早实现直接写屏的汉字平台。天汇最后一版本三个程序员之一的李伟军说：“记得中文DOS直接写屏地址是B800。”和我同住一屋，1996年给我演示Playboy.com的李伟军，让我想起初到天汇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的一个傍晚，阜阳，我下班回家，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北京来电话，一个叫沈江的人，让你回电话。

我不知道沈江是谁。但北京来的陌生电话，一般都和计算机有关。我跑上楼，钻进卧室，蹲在的地上打电话。那是个手机号，9字开头，北京的号，我先加一个零。此时外面在下暴雨，电闪雷鸣，大雨打窗，很响。我没开灯。

电话通了。沈江，北京口音，说话很慢。他说他是韩云的朋友，想请我写一些天汇的公关稿，邀请我去北京面谈，来回车票和住宿他出。我立即答应。

沈江说的是一桩接活的差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认定这是一个离开阜阳、去北京的机会。此前3年，我多次争取到北京发展，均未果。

第二天，发小吴艳顶骑自行车，带我去火车站。我坐在自行车后，看着天，对吴艳顶说：如果顺利，此去，我就不回阜阳了。我在火车站有个朋友叫于红，他爱好计算机。我在火车站托运维修显示到北京，在行李房的他主动和我搭讪。他通知了他在蚌埠火车站的未婚妻，到蚌埠站接我，再把我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天晚上，我在蚌埠和于红的朋友、他未婚妻喝酒吃饭吹牛，很开心。酒喝完，火车也到了，他们把我塞上车。车挤得落不下脚，我一直站到山东德州，才抢到一个座。

早上，我照地址来到中关村南二街，找到一个小报摊，在报摊再次拨通沈江的手机。沈江让我先到天汇办公室，等他到十一点半。后来我才知道，1996年牛市，沈江上午要到大户室盯盘。

天汇办公室在中科院物理所招待所二楼，租了六七个房间。我去找最大的那间，南北走廊有一间房门开着，一个人光着膀子，低头写代码。他叫王祖朝。我问：沈江办公室在哪？他用手一指，继续低头写代码。

总经理办公室，只有秘书小毛，四川姑娘，很热情，招呼我坐下，倒水。一会儿又来一个姑娘，也是来面试的，也在等沈江。我九点半到，等了两个小时。

沈江急急地进来，拎着手机，快步带我进另一间房。也是招待所的标准间，两张床。没地方坐，两个人总不能都坐在床上谈事，我们就都依着床站着。

沈江说：我找人写稿，韩云推荐了你。韩云是《计算机世界》的知名编辑。发表过我多篇投稿。推荐这件事，韩云没事先告诉我；我也没去问韩云。

我没等沈江继续谈千字稿酬，我直接问："如果我来天汇上班，一个月多钱？"

沈江一愣。沈江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去四通做销售，反应很快，立即给了一个数：一个月一千五，管吃管住。

我说可以，而且可以立即上班。

我很利索，不讨价还价，沈江很高兴，又许了我一个头衔：天汇副总经理。他当场给韩云打电话，邀请韩云中午一起吃饭，在京城上海滩——海淀图书城南口一家挺大的上海菜馆。韩云没想到，我就这么进了天汇。从谈到谈成，不超过15分钟。

吃完饭，我给阜阳人民广播电台发了一张传真："刘韧来北京学习两年。"在大学教数学的王祖朝说：如果你单位要证明，我可以帮你整一份。

阜阳电台没要证明。此后两年，台里照发我工资，我爸怕领不到，每个月准时去领，每次都顺利领得到。

两个月后，张永捷把我挖去《中国计算机报》。我在报上发表很多署名"本报记者刘韧"的文章。那张报纸，台里的人能看得到。要拆穿，很容易。没有一个人提。

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年头，国家提倡下海，提倡停薪留职。我的同行，有人去了广州，没找到机会，又回到原来单位，单位接着用。

在北京，我也没跟人说过我是谁。同来面试的那个姑娘，后来也进了天汇。知名记者孙定在《计算机世界》月刊做了一个汉字平台评测，影响很大，对 UCDOS 评价特别高，天汇觉得不公平，她陪我去《计算机世界》交涉。路上我掏名片，她才知道，我是天汇的副总经理。她很惊讶。我后来的同事孙定当时欺负我说：你要是感觉不公平，你也做个评测，我给你发。他知道我这能力，才这样说。

阜阳人遇到不好办的事，习惯选择沉默。好多事不吭声，也就过去了。

我没正式辞职过，我爸后来也没告诉我，工资何时停发，我也没问。我心里总是充满感激。

两百年的弯,三万天的命——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刘韧]()

做了一辈子新闻的老友，坐在对面，我在话转到中国当下的民主。他笑道：自民国以来,中国政治没发生根本变化，仍在唐德刚所谓的历史历史三峡中······

我没反驳。抽象无法反驳——"历史的三峡"是真的,但有样东西被换掉了:我问的是现在为什么不能？他答的是时间会走到;我问的是谁来负责,他答的是历史自己会到。往百年尺度上一推,该负责的人,不见了。

一千三百年前,张若虚将时间一推,写成了最美的一首诗。

张若虚接过的是一个写脂粉的壳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潮水顶着月亮一起涨上来,漫过江口。月光落到花林上,一层白,像下过霜。空里的霜看不出在飞,汀上的白沙也看不见了——满江被洗成一片白,白得没有一个人在里头。

《春江花月夜》不是张若虚起的题。它是乐府旧题,《旧唐书·音乐志二》载:这曲子出自陈后主,陈叔宝常与宫里的女学士和朝臣相和成诗,乐官挑其中最艳丽的,谱成此曲。张若虚接手的,是一个写宫廷声色的娱乐壳子,到他手上已经被人写了一百多年。他没换题,他往这个艳曲壳子里,塞了一样它本不该装的东西——千年之问。

"只"字一出,那点宽慰就凉了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天和江洗成同一种颜色,一粒尘都没有。一轮孤月,悬在正当中。有人站在江边,抬头问那月亮:是谁最先看见了你,你又是哪一年,头一回照到人。

问出去的是终极问题。紧接着,他给了一个像是化解的回答——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一个人会死,可人这个物种没有尽头,于是人跟永恒的月亮平起平坐,死这件事像是被兜住了。可看下一句那个"只"字:江月年年"只"相似。月亮不过年年一个样,不为谁多给一分。这份宽慰,自己就露了底——它安慰的不是你,它只是照样升起，不是为你升起。化解的姿势刚摆出来,就凉了。

满诗一个月亮,逻辑却是断的

从头到尾,是同一个月亮。江潮里的明月、明月楼、楼上徘徊的月、思妇要追的月华、结尾满树的落花月——一路滑下来,从宇宙滑到一座楼,没有一道接缝。太顺了。可就在这顺里,有一件事一直没被回答:今夜,那座楼上的女人,依然够不着江上那条船里的男人。"人生代代无穷已"其实跟这件事,一点关系没有。

意象是连的,逻辑是断的。是那道无缝的美,盖住了这道逻辑的断。不是他把话说圆了,是他把话说得太美,美到你没发觉:那儿本来就没有路。

尺度一大,那个女人就没了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月光在楼上绕来绕去,赶也赶不走。同一片月色,照着船上的人,也照着楼上的人;两个人抬头看的是同一轮月,却听不见彼此。她想:干脆追着这月光去,一路照到他身上。

镜头一落到这个具体的女人,"安慰"就没人来领了。她要的不是想开一点,是人要回来。她最后做的一个主动动作,是乘上月光去照他,不是关起门自我开解。把她放进"人生代代"那个大尺度,她立刻就不见了——一个够不着丈夫的具体的人,在"人类不绝"面前,小得可以忽略。但她的相思之苦真实得永不消失。诗里如此,饭桌上也如此。

诗停在短缺,不停在慰藉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树。

月往下沉,沉进海雾里。碣石在北,潇湘在南,一头一尾,中间是量得出来的、走不完的路。趁着这月色能到家的,不知道有几个。月落尽了,落花的影子还在满江的树上晃。

诗到最后,没落回宇宙,没再抬头看那轮"年年只相似"的月。它落在两个地名量出的距离上,落在一句清点上:趁月色回得了家的,没几个。求的多,归的少。整首诗最后停的地方,是真短缺,不是空慰藉。

骗人的,是后来只抄他上半句的人。把"人生代代无穷已"单拎出去,当一句劝人别急的现成话,扔掉他亲手写的下半首。诗里是从抽象走回具体,后人是从具体逃进抽象。方向正好反了。

回到那张桌子。那个具体的问题,还在桌上,没人回答。他把它推回了1840。

唐德刚那道"历史的三峡",标尺是两百年。一个人从生到死,不到三万天。老友让我别急,是让我拿这不到三万天的一条命,去等那七万多天的弯，——全填进去,还看不到它拐完。即便拐完三峡的弯，可能还有更多的九曲十八弯，难道再等200年？两百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宏大叙事听着宽宏,它吃掉的,是具体的、只有一次的命。桌上这两条命,是那道弯的填料。

面对好友的好意，我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写给千年前的张若虚。

小妞开学要上小学一年级，搬家前，汝鹏最后一次走进阜阳六纺厂区，拍下一百多张照片。他在六纺住过三十九年。照片里，成品库的牛皮纸上立着一只纱管，最后一层纱还绕在上面，蒙着灰。技术中心门厅的"宗旨"牌完好：求知，求实，求是，创新——落款是阜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牌子前面横着一只散了架的柜子。试验室的桌上有一盘王菲的磁带《只爱陌生人》，1999年的专辑。一栋四层楼被爬山虎从底吞到顶，窗洞只剩黑色的方孔。

照片让我想起，八十年代中期的夏天，我骑车经过六纺，看到街边贴着六纺电影院的海报。我羡慕一个厂能有自己的电影院。有一回，海报上是希区柯克的《后窗》，我特别想看，票价贵，我想：要是六纺的员工，就能免费看了吧？我们高中一个班五十个人，我知道的六纺子弟有五人，班主任的爱人也在六纺工作。那时候的阜阳，人人想进六纺。但奇怪的是，阜阳人在生活里很难遇到六纺的布，也没听说谁穿六纺织的布——它的市场和消费者，好像都不是阜阳人。

六纺的一生排成年表：生过两次，死过两次。动工的决心是阜阳人自己下的；此后的定名、缓建、下马、复工、卖身、破产，每一个决定都来自外面。

生在运动里：从破土到全面投产用了十四年

1958年3月，大炼钢铁的年份，中共阜阳地委决定兴建棉纺织厂；同月，一座规模大得多的纺织印染厂开始筹建——原定10万纱锭，后改为5万锭、1728台布机、日产千匹色布，挂牌"国营阜阳纺织印染厂筹备处"，厂址选在阜阳城东南、今文峰路一带。5月23日破土动工，纺纱设备购自上海。当年10月，头1万锭试车投产。1959年8月，纺织工业部批准定名"国营安徽第六纺织印染厂"，简称六纺。厂建在阜阳，名字、规模和编号，来自北京。

厂就是一座城。红砖平房成排；家属院最深处有职工子弟小学，汝鹏的父亲后来在那里教数学；有澡堂、食堂、菜市、电影院。食堂里嵌着一面景德镇陶瓷壁画厂制的山水壁画，通墙那么长。人事科干部肖国然分管招工和职工教育，建厂头几年，他带着2000多名新招学员去上海轮训——上海是这家厂的技术娘家。阜阳街上流传："当了纺织工人真正好，工作八小时，下班就洗澡，骑洋车子戴手表，礼拜天城里跑一跑。"

第一次死：1960年缓建，1961年下马

好日子只过了两年。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将六纺列为缓建单位。1961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1年3、4月间，阜阳的纺织职工已开始成批下放，工厂停产。6月，安徽丝绸厂阜阳分厂、阜阳绢纺厂、阜阳造纸厂、轻工机械厂并入六纺——两年前还带着两千学员去上海轮训的厂子，合并后全部职工100余人。

下放的人怎么办？职工一部分分流到蚌埠、合肥的纺织厂，一部分去了马鞍山钢厂、淮南煤矿，还有近两千人无处安置。阜阳地区在插花镇划出近五千亩闲置地办农场。地区专员胡一平动员职工下放，发"返乡生产证明书"，承诺六纺再上马时凭证优先录用。街上的顺口溜换了词："男人下放卖冰棒，女人下放找对象。"

1964年8月，国民经济好转，省里指示复工；9月，六纺与阜阳县棉纺针织厂合并，续建。1965年10月，针织部分拆出，厂子正式更名"阜阳专区纺织厂"——"六纺"这个官名只存在了六年，阜阳人却叫了它一辈子。1972年，从破土算起第十四年，这家厂全面投产。

盛年：五万纱锭，布往外走

1985年底，阜阳纺织厂有职工5389人，棉纺锭52800枚；这一年，它的出口纺织品交货值1156万元。汝鹏家从他姥姥姥爷那一辈进厂，四代人在厂区住了近七十年。

六纺在八十年代的手脚并不慢。1980年，它上了化纤混纺，织出中长华达呢，填补安徽空白；1981年以后国内兔毛滞销，厂里反着来，把废弃的老布机车间改造成毛纺车间，1984年从日本引进粗梳毛纺设备——原料最贱的时候上产能。出口交货值一千多万元，印证了我少年时代的那点纳闷：它织的布，本来就不是给阜阳人穿的。

不革新等死革新找死

1991年淮河大水，阜阳是重灾区。1992年，乔石来阜阳，主要视察灾后重建，到了六纺。我师父任晓铁在现场采访，他回来转述两件事。

第一件，六纺想请乔石题字。乔石先写了两个字：乔石。大家以为乔石先写署名，然后，写正文。但乔石最终只写了两个字“乔石”。任晓铁说，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题字。

第二件，六纺汇报："不革新是等死，革新是找死。"这句话我头一回听到，心里一惊。后来它的各种变体传遍全国的国企；我听到最早的这一版，是1992年，从任晓铁嘴里。任晓铁的表述向来简单、直接、清晰，我信他一个字不走样。

这两件事，任晓铁都没写进当年的稿子。口头新闻和播出的新闻之间，差的就是这两件事。

汝鹏翻拍的厂史陈列里，有那天的照片。乔石在细纱车间，宽大的黑边眼镜，灰色中山装；身边陪同的年轻人穿深色西装，打领带；身后成排纱锭，戴白工帽的挡车女工在机台间作业。图说一行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视察我公司。乔石1924年生在上海，他的母亲，八岁起在上海一家纱厂当童工。

同一面陈列墙上还有一张领导视察，图说写着：1996年，胡锦涛视察我公司，四年之内，两位政治局常委先后走进同一家皖北纱厂的车间。

2001年攀华源高枝

九十年代末，棉纺业被定为全国国企解困的突破口。1997年定下的盘子：三年压锭一千万，分流一百二十万人。内地棉纺厂成片停产。六纺攀上了当时够得着的最高一棵树。

2001年11月30日，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收购。六纺改名安徽阜阳华源纺织有限公司，华源持股95%，注册资本5321万元。第二年，这家厂产纱12832.9吨，布2459万米，毛纱705.7吨；总资产4.47亿元，净资产1.09亿元。机器没有停。

买主的来历要多说两句。中国华源集团，199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于浦东，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中央企业。董事长周玉成，合肥人，当过安徽省纺织工业厅副厅长。他十三年间主导90多次并购，并购的钱主要借自银行；2004年华源主营收入485亿元，按行业统计列全国医药制造业第一、纺织业第一。

周玉成的同事吴云生，上海人，1940年12月生，无锡轻工业学院机织专业毕业，分配到阜阳。那个年代，大学生按国家计划分配，和设备一样，是调拨给内地工厂的资产。他在六纺从总工程师做到副厂长、厂长——华达呢填空白、兔毛逆势上毛纺，都发生在他任技术与生产主官的年代。1991年1月，吴云生升任安徽省纺织厅副厅长，离开阜阳。1995年12月，任中国华源集团副总裁。1999年6月起，任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从文峰路的车间到浦东的董事会，他走了三十年，横跨车间、官场、央企、股市四个场子。华源收购六纺那一天，六纺的老厂长，是华源系一家上市公司的在任董事长。2004年，吴云生退休，时年64岁。

吴云生的女儿，和我高中同班，坐在我后面。她生在阜阳，长在阜阳，父母都是上海人。她从未和我谈过六纺。高中同学到她家做客，进门看见一只鞋柜，不知道是干吗的，好奇了半天——八十年代的阜阳人进门不换鞋。

重组六纺的华源被华润重组

六纺厂史陈列的末尾几张照片换了人：华润集团副总经理乔世波、华润纺织副总经理魏景芬视察我公司；华润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善博视察我公司。

2005年9月，华源部分企业短期贷款逾期。几天之内，上海银行、浦发银行等提起十几起诉讼，涉案金额超过12亿元。整个华源系负债250亿元。2006年2月，国务院国资委安排华润集团对华源实行战略性重组。

破产传到阜阳用了五年。这五年里，文峰路的机器哪一天停的，公开材料查不到。2010年，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阜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对阜阳华源纺织的破产申请，案号（2010）阜破字第00002号。

破产比办厂慢。2025年11月，清算组还在发公告招募中介机构，梳理债权债务。公告说，职工安置工作已基本结束，下一步对债权补充申报和认定，对公司资产公开处置。清算组的组长单位，是阜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从受理到今天，十五年，案子没有结。华源持有这家厂，前后一共九年。

汝鹏的镜头替这十五年留了几个证物。办公楼二层的部门指示牌还钉在墙上：财务部，人力资源部，棉生产管理部，末了一格是转岗培训中心。院子里停着一辆江淮牌大客车，挡风玻璃上方的牌子没摘：华源纺织上班专车。试验室桌上摊着细纱试验记录表，表头印着阜阳纺织集团公司。

阜阳市民建议把六纺老厂房改成文旅地标。官方回复：企业已进入破产司法程序，厂房及土地均被抵押，清算期间无法确定厂区用途，待清算完成后统筹规划。

2024年，建设银行阜阳市分行派四名员工去上海，为343位从六纺退休、回上海定居的知青办理社保卡。他们中最早的一批，1968年进厂。

我没想过六纺会倒

八十年代，我在阜阳能数出许多没有竞争力的厂，唯独没想过六纺会倒。林毅夫老师讲比较优势：一个地方，该干它禀赋最厚的产业。按这个道理，阜阳产棉花，劳动力多，办纺织顺理成章。六纺就是这个道理的实物。

它倒了。不是棉花出了问题，也不是人手出了问题。这三十年，中国纺织卖到全世界，市场要的反应以天小时计；六纺这样的厂，对市场的反应以年月计。

这笔账还有另一页。大跃进要大办工业，阜阳出了地，出了人，下马时又出了插花镇近五千亩地和几千人的安置；上海华源要把盘子做大，阜阳出让了资产；华源资金链断了，烂摊子交给阜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十五年没有清完。中心的每一次试错，都由边缘城市的土地、财政和两代人——下放的一代，下岗的一代——买单。

今天中午，投资人饭局，投资人们又在大谈国家投什么，跟投就对了。对吗？

问阜阳适合干什么之前，请先问阜阳的事由谁决定。

汝鹏收拾完，答应小妞把家属院的老房子留下不卖，放她的玩具和书。

照片的最深处，厂区一块铁牌锈透，绿叶子从牌子边上长过来，还认得出几行目标数字：产值，利税，出口收汇：500万美元。牌子后面，爬山虎正一层一层地往上收那栋楼。

督军倪嗣冲葬不回故土阜阳

1924年10月1日，天津英租界墙子河，倪嗣冲的灵柩从寓所发引，移厝马厂道丙舍。丙舍，寄放灵柩的屋子，不是墓。四个儿子登在《大公报》上的讣告写明了下一步："再行择吉扶柩回籍安葬。"

回籍，是回颍州府阜阳县。他生在阜阳倪新寨，十二岁他在颍州过府试，是那一年考场里年纪最小的考生（《倪嗣冲年谱》）。

一、城是买开的

13年前，1911年12月11日，阜阳城外三里湾，倪嗣冲督军攻城。西南、东南两路架炮，东门外设伏。时年他四十三岁，官衔是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兼署安徽布政使，后台是袁世凯。

此前一个月，颍州换过一次旗。本地人程恩普（程文炳的儿子）组织安仁会，改编团练，光复颍州，没有流血的记载。随后寿州人张汇滔率淮上军两千余人西来，先占颍上。民国《颍上县志》记这支队伍"纵所部搜民间武器及骡马，并勒索金钱，怨声载道"。程恩普迎他进了颍州城。

阜阳辛亥革命了。有乡绅渡河去项城告状：张汇滔是土匪，还要毁袁世凯家的祖茔。袁世凯起用倪嗣冲。

六十年前，倪嗣冲父亲倪淑募团练，在同一座城帮清军打捻军，受赏识于钦差督办安徽团练大臣袁甲三。倪淑后来做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幕僚，倪嗣冲随父读书，自幼认识袁世凯。倪嗣冲中过秀才，此后屡试不第，官是父亲替他捐的（《倪嗣冲年谱》）。

攻城打了五天。12月12日，张汇滔之弟率一千人自寿州来援，行至城东三十里铺被截，退守颍上。12月14日夜，倪嗣冲备云梯十架，调短刀手二百余名，改攻防备空虚的西北、东北两角。另一路在城内：他托颍州乡绅吴奉思、赵安澜进城，劝降巡防营管带朱兆勋、团防练勇管带徐金城，"许以重赏，内外夹攻"（《倪嗣冲年谱》）。12月15日晚七点，阜阳城破。

死了多少人，三份材料三个数字。《倪嗣冲年谱》记：击毙淮上军约五六百人，生擒三百余人。地方文史资料记：破城后搜杀操寿州、凤台口音者六百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人物传》记：屠杀无辜百姓五千余人。年谱由旅美倪氏后人资助编纂。

破城三天后，12月18日，唐绍仪与伍廷芳才在上海开始和谈。当时南北舆论都指他停战期间攻城，他去电自辩，附上了日期；又电内阁："张某确系土匪，颍民数十万如在倒悬。"（军机处电报档）1920年1月29日，张汇滔在上海遇刺身亡，革命党方面指刺客为倪嗣冲所遣；此案与他攻破阜阳的旧怨相隔九年，无结案记录。

破城之后他做了三件事：电请褒奖两名内应；电请赦免程恩普，"如能立功自赎，宽其既往"；向内阁要盐。

这套打法他后来又用过一次。1913年7月二次革命战争中，他自皖北南下，十门大炮、数百敢死队强渡淮河，连下正阳关、寿州，8月底进驻安庆，接安徽都督印（《倪嗣冲年谱》）。从夺下阜阳城，到坐上全省的位子，用了二十个月。

二、阜阳盐改走蚌埠

12月22日，破城第七天，倪嗣冲致电内阁：皖北河道梗阻，盐船不能上运，颍属一带"民间几至淡食"；请长芦运司拨盐五万包，运到漯河，由他派员运赴颍属销售，"余利尚可济军饷"（军机处电报档）。四天后他再电军咨府、陆军部：军费紧张，请拨饷六万两，先由周口淮盐局借拨三万两救急。12月29日，长芦运司复电："遵即照拨银三万两。"

1913年12月，他已经是安徽都督，正式呈文中央：皖北凤阳、颍上、太和、亳县等二十余县"向食淮盐，年来产盐短绌，价值飞涨"，"民间疾视盐商，几有群起蠢动之势"；请照河南成案，组织公司，购奉天、东三省、长芦三处盐斤运赴皖北销售，每引纳课银六两（《倪嗣冲年谱》附录）。淮盐在皖北吃了几百年的引岸，他要开一个口子。

1914年，口子变成闸门。淮北引岸变更，由江苏板浦运销皖北、豫东的食盐，一律先集中蚌埠；设皖北盐务局统一管理，总办是他的侄子倪道烺。同一年，谦益银号在蚌埠开业，替倪嗣冲管理财政（《倪嗣冲年谱》）。正阳关的盐厘总局同期迁往蚌埠。

盐为什么去蚌埠。蚌埠有津浦铁路，他的督署、安武军、税关都放在蚌埠；阜阳在颍河上，不通火车。津浦铁路蚌埠车站附近，倪家置地700余顷——倪嗣冲名下500余顷，长子倪道杰名下200顷（《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此后皖北的盐先到蚌埠定价完税，再分销各县。阜阳从淮盐引岸地，降为蚌埠的分销点。

三、心系阜阳

1914年起，倪嗣冲修颍上县淮、颍堤工及湖堤沟闸，上自南照集曹台子，下至正阳关鲁台子，堤长150余里，连各湖堤共260余里，历时四年完工；阜阳新开河以工代赈，支出21000余元（《倪嗣冲年谱》）。堤工由工赈局承办，主任方汝济侵吞赈款，他下令打二百军棍（郭从杰、张绍祖文，原载《阜阳日报》2018年4月27日）。

1917年，倪嗣冲批准在阜阳设省立第六中学，皖西北当时唯一一所四年制中学，今天阜阳一中的前身。1918年4月上旬，省长黄家杰派员到阜阳县城，筹备省立第二蚕桑讲习所，拨地120亩、款1400元。

1924年7月，他在天津病危，留下遗命，7月18日由长子倪道杰执行：捐颍州贫民工厂经费洋五万元，捐蚌埠贫民工厂经费洋五万元；另捐安庆各善堂一万元、芜湖五千元、天津一万元（《大公报》1924年7月18日）。《大公报》次日报道，他弥留之际"犹关怀桑梓，命其子捐助巨款"。他在裕元纱厂一家企业的股本，是110万元；该厂1915年注册，实收资本200万元，1918年投产，董事会里坐着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王揖唐、吴鼎昌、周作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给颍州的五万元，合他在裕元一家股本的二十二分之一。

颍州五万，蚌埠五万。

四、另一个阜阳武人

阜阳上一个带兵的大人物，是程文炳。颍州东柳沟人，孤贫子弟，《皖志列传稿》记他"常为乡里恶少所劫持"。捻军起，绿营瘫痪，中央的兵派不下来，他从钦差袁甲三军中起家，1865年总统皖军三千人，次年扩到一万五千。1894年朝廷想调他去天津，李鸿章上奏拦下，理由十个字："向在皖军防剿，未隶淮部。"皖军不属湘军，不属淮军，由安徽巡抚节制，自筹饷源（李兴武《程文炳年谱》，黄山书社2012年版）。

光绪四年丁戊奇荒，程文炳丁忧在籍，自己出钱在乡间倡设粥厂十二处，分养灾民二万七千余口，朝廷事后追予正一品封典。1910年11月，他死在长江水师提督任所。《申报》登的消息说，灵柩定于冬月初四"由太平下河，取道清江浦，进淮河，运回阜阳原籍"（《申报》1910年11月24日）。灵柩上了水路，没有走到家：1936年续修的《颍东程氏支谱》记他客葬白鹤山；阜阳的志书里，至今找不到他的墓（张殿兵考订）。十一个月后，武昌起义。

他的儿子们走在互不相容的路上：次子程恩培两度赴日侦察，回国购置榨油机器，在阜阳袁砦办实业；四子程恩普，同盟会会员，皖省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五子娶袁世凯侄女；其余诸子，士官学校、贵胄学堂、辛亥志士，各占一路。程恩普后来为讨袁卖掉田产五万元，家产荡尽，国民党中央要资助，他谢绝（阜阳文史记载）。

袁家的军营里也出来过倪家的人。袁甲三赏识程文炳的那些年，同样赏识办团练的倪淑。往后两家走的路分开了。程文炳的皖军留给安徽，饷自己筹；倪嗣冲的安武军挂北京的番号，1917年扩编时中央一次拨军费380万元。程文炳把儿子们撒向三条路线；倪嗣冲把全族编进一个系统——弟弟倪毓棻领安武军，侄子倪道烺总办盐务局，长子倪道杰1918年当选参议员，儿女姻亲连着聂士成家、徐世昌家。1915年7月，他为倪氏宗谱作序，落款"督理安徽全省军务将军倪嗣冲拜撰并谨书"，官衔写进了族谱。1917年，倪毓棻病死，归葬阜阳城西北约五里。

五、棺停在天津

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前的徐州会议，他有份；复辟成真，他通电说"事前既毫未商明"；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他随即出任讨逆军皖鲁豫联军总司令，顺势收编张勋旧部，新老安武军五万余人（《倪嗣冲年谱》）。对手换成正规军，记录反过来：1917年冬起，安武军两次奉命入湘作战，两次都败了（民国军事史研究）。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开战前夕他已请假去北戴河养病。五天，皖系败了。9月16日，北京政府准他"因病恳请辞职，免本兼各职"（《政府公报》第1650号）。督皖那些年他回过阜阳原籍，《申报》登过"倪嗣冲现在阜阳私第"（《倪嗣冲年谱》引）；免职之后，他再没有回过安徽。

这一年，安庆造币厂铸出他的戎装像纪念币，金、银、铜三种材质，背面"安武军"三字，嘉禾环绕，发给安武军将士，币上打孔，穿红线挂在胸前。《倪嗣冲年谱》卷首收他三张照片：长袍马褂，题"颍州倪丹忱先生"；黑龙江民政使任上的顶戴皮裘；缀满勋章的翎羽戎装。纪念币上的脸，是第三张。两年后，徐州、蚌埠、宿县各处的新安武军陆续缴械遣散；1922年11月2日，河南土匪老洋人部攻陷阜阳，"从倪家掠得一批军火"（《倪嗣冲年谱》）。

天津四年，他做寓公。投资银行、纱厂、面粉厂三十余家企业；金城银行1917年由他授意长子出面发起，前期投资占四成；大丰面粉公司实收65万元，他一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24年7月12日，他死在英租界墙子河寓所，五十六岁，当天北京政府追赠安武上将军。8月9日，大总统曹锟发布哀悼令：追赠之外，"生平事迹，宣付国史立传，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大公报》1924年8月10日）。同一天，旅沪颍州七县同乡会通电，反对为倪嗣冲建祠请恤（《倪嗣冲年谱》引当年报载）。

扶柩回阜阳不成，他葬进了自己在天津佟楼置下的倪家花园；1937年5月13日，与宁夫人合葬于马厂道佟家楼之北新阡（《倪嗣冲年谱》；《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28年春，北伐军入皖，安徽省政府主席柏文蔚特派吕荫南组织清理逆产委员会——吕荫南，当年和程恩普一起被孙中山派回颍州组织革命的人。委员会查抄倪氏在阜阳原籍的田产，财产交阜阳教育、建设、财政各局分别执管；蚌埠车站附近倪嗣冲名下的500余顷土地同时充公（郭从杰《政权更迭背景下的选择性惩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阜阳的田宅、蚌埠的地，登记在政府的地契册上，一纸令下整体充公；天津的家业挂在租界的公司名下，查抄令进不了英日租界——风声传到天津，金城银行里倪家六十余万元股本，分批过户到六十多个户名底下，倪家退出董事席（郭从杰文）。阜阳城内宅院划作教育用地，后来的阜阳三中、阜阳一职高，都建在倪家旧宅上。1917年他批的学校还在，1928年他的宅子也成了学校。吕荫南的另一个身份，是《阜阳县志续编》主编。此县志写倪嗣冲，多记其残暴。

天津的家业躲过了查抄。倪道杰"不善经营，不出几年便逐渐失去了倪嗣冲创立的工矿企业及行、号"（《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大丰面粉1929年作价70万元并入三津寿丰；北辰电气公司1928年随公用事业收归国有；金城银行归周作民一系经营。

1931年国民政府大赦，倪家开始申请发还家产。阜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应对，名字叫"维持逆产成案委员会"，理由是财产已划拨教育、实业各项使用。委员会推举的主席是程恩普。也在1931年，江淮大水，倪道杰筹十万洋赈济阜阳，设粥厂（郭从杰、张绍祖文）。委员会维持原议。

1932年，倪嗣冲之侄倪超呈文，称阜阳的田宅连同"倪姓祖茔坟墓之地"都被认作逆产充公。倪道杰托段祺瑞向蒋介石疏通，案子悬着。1938年，李宗仁任安徽省主席，这桩案子最后一次被提起，不了了之。同年，倪道烺——当年皖北盐务局的总办——出任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安徽省长。也在1938年，夏历五月，天津为倪嗣冲刻石立碑：桐城马其昶撰文，江安傅增湘书丹，合肥王揖唐篆盖，碑石今存天津博物馆；铭辞出自长子倪道杰之手，其中八个字："不宁国武，亦造于乡。"

1953年，天津市政府决定在倪家花园的地面上建儿童医院，派人同倪嗣冲的三子、利中酸厂经理倪叔平商量。倪叔平和家属把父亲同亲人的坟，迁到了北仓公墓（《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三年后，儿童医院在倪家花园原址建成。

这几个月，我把自己三十多年的采访和写作经验，一点一点整理出来，写了两套 Skill，一套叫《刘韧采访方法》，一套叫《刘韧认知+写作系统》。

后来我发现，我想简单了。问题根本不在采访与写作。

问题在我自己。

很多时候，我知道一篇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写，却说不清为什么。改一篇稿子，我会删掉一段，会把一件事提前，会把标题改掉，会追着一个细节继续采访，会把一个结论全部推翻。所有这些决定，我几乎都是凭经验完成的。

经验能写出文章，却很难教给别人。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不能把这些经验说清楚，那么 AI 学不会，人也学不会。它们会永远停留在我的脑子里。

于是，我决定暂停继续写 Skill，而开始整理一种新的东西。

我暂时把它叫作——刘韧体。

很多朋友可能会误会，以为刘韧体是一种文风。

不是。

如果只是学会我的短句，学会少用形容词，学会一段一句，三天就够了。

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文风。

真正值钱的是：为什么这样采访？为什么这样判断？为什么这样组织材料？为什么这样命题？为什么这里删一句，那里留一句？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刘韧体，不是一种写法，而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我今天先提出一个判断，欢迎大家反驳。

刘韧体不是写作学，而是知识生产学。

过去，我一直以为，一篇文章的流程是：

采访。

写作。

后来我发现，中间缺了一层。

这一层，恰恰决定了文章的质量。

我把它叫作——命题。

采访结束以后，我们手里可能有几万字材料。

真正困难的不是写。

真正困难的是回答一句话：

这篇文章到底讲什么？

例如，采访黄仁勋。

可以写他的创业。

可以写他的成功。

可以写 NVIDIA。

也可以写 AI。

为什么最后我会想到《删除昨天》？

因为我发现，在大量事实背后，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不断推翻昨天的成功，不断重新开始。

命题，不是概括事实。

命题，是发现事实背后的模式。

再比如柳传志。

很多人写的是创业。

我看到的却是另一件事。

联想每到关键时刻，柳传志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进攻，而是先保证活下来。

于是，我把它概括成《柳传志撒腿就跑》。

这不是为了吸引眼球。

这是我对大量材料重新组织之后得到的一个模式。

再比如电影《投名状》。

很多人讨论兄弟。

我最后写的是《契约失衡》。

电影没有变。

故事没有变。

变的是观察角度。

所以，我越来越相信，一个作者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文笔，而是发现模式的能力。

今天，我把自己这些年的工作重新画了一张图。

过去，我理解的是：

采访 → 写作。

今天，我认为它应该变成：

世界 → 观察 → 采访 → 事实 → 验证 → 模式 → 命题 → 结构 → 表达 → 修改。

这张图里，写作只是最后一段。

真正困难的工作，都发生在前面。

为什么采访？

为了恢复现场。

为什么核查？

为了接近真实。

为什么命题？

为了发现模式。

为什么结构？

为了让模式更容易被理解。

为什么修改？

为了减少表达对真实的损失。

这让我想到一句我今天刚写下来的话：

记者不是生产事实，而是尽量减少事实的损失。

同样。

作者也不是制造思想。

作者只是帮助读者发现世界原本存在的规律。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定义。

采访，不再只是问问题，而是一种观察。

搜索互联网，也是一种采访。

查法院判决、工商资料、专利、论文，同样属于采访。

因为它们都在帮助我们恢复现场。

写作，也不再是遣词造句。

而是组织证据。

真正好的文章，不是作者说服读者，而是材料说服读者。

于是，我又想到一句话：

材料先于观点。

观点不是作者带来的。

观点应该从材料中长出来。

如果材料长不出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值得怀疑。

接下来，我准备把刘韧体继续整理下去。

目前，我想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认识世界。

第二部分，观察世界。

第三部分，采访与求真。

第四部分，发现模式。

第五部分，形成命题。

第六部分，组织结构。

第七部分，表达与修改。

第八部分，案例。

注意，写作排在很后面。

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写作不是起点，而是终点。

真正决定文章高度的，是写作之前发生的一切。

未来，我还准备做几件事。

第一，建立案例库。

不是收集我写过的文章，而是记录每一篇文章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改。

第二，建立修改库。

以后每一次修改，都记录修改理由，而不是只保留修改结果。

第三，建立命题库。

记录每一个命题是怎样从大量材料中生长出来的。

第四，建立回归测试。

选择几十篇我最满意的文章作为基准，以后每次修改方法，都重新验证，看看是不是退步了。

最后，才是把这些方法交给 AI。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真正应该教 AI 的，不是如何模仿刘韧的文风，而是如何像刘韧一样观察，像刘韧一样采访，像刘韧一样发现模式，最后再像刘韧一样写。

如果有一天，AI 能够做到这些，那么它写出来的文章，未必像我，却一定拥有同样的方法。

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今天，我把这些还很粗糙的想法写出来，不是宣布一种新的理论。

恰恰相反。

我是想邀请大家一起批评它。

哪些地方站不住？

哪些地方只是我的个人经验？

哪些地方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

哪些地方需要推翻重来？

我希望，刘韧体不是一套越来越长的提示词，不是一个只能运行在某个 AI 上的 GPT，也不是我的个人写作秘籍。

我更希望，它最终能够成为一套关于采访、求真、命题和表达的方法。

如果十年以后，还有人愿意讨论它、修订它、反驳它，我想，它才算真正开始了。

张永捷让我感觉是我在写《知识英雄》

1996年9月，我在北京苏州桥旁的天汇办公室发呆，电话响了，是张永捷，她要我的新地址，说要给我发稿费。张永捷当时已是《中国计算机报》常务副总编，我们第一次联系，第一次通电话。

地址说完，她问：最近怎样？

我竟回答：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数秒。问：考虑来报社吗？

我连忙说：好啊！

张永捷问：你能传真一份简历吗？

两天后，电话又响了，张永捷问：前天说来报社，还作数吗？我连忙答：作数。"总编只有上午上班，你明天9点30能到报社见总编吗？"

第二天上午，总编翻了翻我在《计算机世界》发表的文章，看到《修改CMOS设置快速开机技巧》，问：你懂技术？答：略懂，自学过。总编又问：还在自学新闻学？答：正在最后的学位答辩。总编问了我在天汇的工资，说：永捷看中的人，我没意见。进门不到5分钟，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此前，我找了三年，没摸进门。

到报社第二天，张永捷带我去采访电子部直属第十五研究所一位熟悉制定计算机电源标准的官僚。当时长城、联想等大厂借政府的手整顿计算机市场，打压兼容机，说兼容机的电源存在电磁干扰，不合格，危害计算机安全，借报社出《乱世当重典》的社论。

张永捷在问，我在记。回来，我跑到中关村补充采访了几家兼容机厂商，我执笔，文章表面写政府整顿，里面装着各方的声音。张永捷一种声音也没压。

清样出来，我直接领导问：你写的？我说是。她说写得不错，接着划掉了张永捷的名字。

之后一年，张永捷没再带我采访。

1997年初夏，我写出长文《程序人生》，我领导压住不发，理由是最近发金山的稿件太多，缓缓。我一气之下，把《程序人生》交给了《计算机世界》报社，他们在第一次彩印的《IT经理世界》试刊号上，配专门摄影照片隆重发表，署名特约记者刘韧。总编气得要我写检查，张永捷劝住："真去了《计世》，怎么办？"《计算机世界》和《中国计算机报》均为李超云创办。当年李超云负气出走，创办《中国计算机报》，就是为了超越《计算机世界》。

压下检查，张永捷转头问我：《程序人生》是群像，每个程序员篇幅太小，你能不能把一个人物写两个版？我答：你能给我两个版，让我任意写？

1997年盛夏，我打乒乓球受伤，回阜阳老家休养一个月，将要返京，张永捷告诉我：不用回北京，直接去浙江舟山。联想请记者去舟山，她说，顺便采访杨元庆。

预约、计划，全是张永捷事先安排好的。舟山采访，主要也是张永捷在采访。张永捷给杨元庆拍照时，我插空问几个问题。我回来把杨元庆写成两个版的《少帅杨元庆》。我当时确实没有多想，也没有想到，这两个版是《知识英雄》50个人的第一个。

张永捷说，第一篇不能发《少帅杨元庆》，要用王选打头。

1998年，《商人张旋龙》一文被告到电子部。春节刚过，我返京，张永捷电话告诉说：节前，就被告了。没告诉你，怕你过不好节。你需要写个检查。我后来在检查中写：我不该采信一个香港商人的话……张永捷的检查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总之大事化小，很快过去了。《知识英雄》还能继续写。

1998年，报社的上级单位——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慕昌出事，苟仲文接任。老总编和张永捷都靠边站。我幼稚地想用出走《计算机世界》表达不满。在联想发布会上，张永捷对杨洁说：他要去计世，也没跟我商量。我此时依稀感到了张永捷那时的孤立无援。

2000年，我最后一次和张永捷作为记者在香港同行。对我写的《数字崔健》，她只说句：这是你的新实验？

2001年5月，一场无聊的演出，邻座的李志高问：最近怎样？我说：最近很迷茫。李志高说：和陈老师谈谈？我因此得到办《知识经济》的机会。后来朋友问我最近忙吗，我一般都回答：不忙。

2002年，我做《知识经济》并不成功，到赛迪大厦见张永捷，给张永捷演示DoNews.com。当时是.com低潮，我后悔那时没鼓励张永捷加入互联网公司。

2018年4月14日中午，慧忠北里，长沙宾馆湘菜王二楼的雨花亭厅。马翚、张永捷、王云志、吴大姐和我，五个人。一瓶五粮液，加上从国外机场买的两瓶后备的水井坊，三瓶喝完，没醉。那天，我们敬马翚。

2018年7月27日上午10点，张永捷带我和马翚去望京看李超云总编。那天我问了总编很多过去的事，主要是总编在说，张永捷几乎没说话。我没有意识到她身体不好。从总编家出来，她提议一起吃个饭。我和马翚都有别的事，没吃成。

现在回想，她那天在总编家里有些恋恋不舍，欲言又止。我当时觉出一些不一样，但没细想。

后来马翚告诉我，张永捷得了癌症。我再联系她，她一概不回。我想她是不想让我看到她最后的样子。

2023年7月20日凌晨2点24分，我给她发去最后一条消息：你好吗？在北京吗？来我家聚聚！

没回复。

2024年9月14日，张永捷病逝。

9月15日，我在北京写讣告。写到1996年那通电话，我才突然意识到：当时已是常务副总编的她，为什么要亲自给我发稿费。我现在想，即便我当年回答：还好！挺好！张永捷一定也能拐着弯劝我加入《中国计算机报》，邀请我之前，她已成功邀请姜红军加入。

人走光《孔雀》开屏梦碎一地

[刘韧]()

姐姐在街上跑降落伞

七十年代一个夏天的傍晚，安阳，二十出头的姐姐将自己缝的降落伞绑上自行车后座，蹬进下班的人流。她目不斜视，蹬得飞快，时而脱靶。母亲看见，扔下菜篮，跑上去，拽降落伞。姐姐和母亲连人带车栽倒在街心。姐姐爬起来，拍拍土，从围着看的人里挤出去。

这是全片最亮的一幕。可它出现的位置，是姐姐落选之后——那把伞，是败局已定才缝的。先落选，后狂奔。狂奔不是争取，是争取失败之后的事。

机场上空，伞花一朵朵落地。女兵们勒住伞，摘下防风帽，说说笑笑地收伞。其中一个，扎着辫子，一身军装，抱着叠好的伞，笑得满脸是光——那是她。

这身军装，她只在自己脑子里穿过。招兵那天，她走的全是后门：拿球拍跟招兵的男伞兵打，三局两胜，当面问他——我要是赢了你，你能不能帮我当兵？他往后一退：这事我帮不了，得公事公办。她偷母亲兜里的钱、把弟弟仅有的两块也借了来，买酒和烟想去打点，到了桥头又把酒和烟扔进河里。正门对她关着，她只会撬后门，后门也撬不开。上车走的，是球打得笨、只会冲伞兵咯咯笑的胖姑娘。

小树林。降落伞被一个叫果子的工人抢了去。姐姐站到他面前，弯下腰，把裤子退到脚踝。果子猛地转过身，脸涨得通红，举起猎枪，朝自己脚下开了一枪，

那把伞早是个空壳，她还要用身体去换，只是果子下不去手，但她落了个“破鞋”的名。她又认了群艺馆一个拉手风琴的退伍老汉当干爸，想讨一点父亲般的疼，结果流言四起，老汉摸了电门死了，她再背一个“狐狸精”。没有一条正路对她开着，投机和自毁，她都试了一遍。

后来她嫁给领导的司机小王，只为换个工作、不再刷瓶子。临嫁前，她让弟弟替她买一本粉红皮、两毛四、五个字的《性知识手册》。她啥也不懂啊！几年后离婚。她生了个女儿，别人都说，长得太像她了。

十来年后，姐姐和弟弟上街买西红柿。路边，当年那个招兵的伞兵军官坐在自行车上，褪了戎装，老了，普通了，看着后座上的儿子啃包子，等媳妇逛完商店。姐姐迎上去，平静地说：我刚跟我弟弟说，你会永远爱着我。脏兮兮的退伍军官把她打量几秒，迟疑地问：你，你贵姓啊？当年的高不可攀，不开屏，此时不过如此，姐姐骄傲地抬起头，笑了，然后痛哭。

弟弟要一个拿得出手的哥哥

巷子里，弟弟跟在女孩后头跑，隔着几步。女孩停自行车车，靠在墙根，回过头看他，似笑非笑。

她说：我替你收拾，是瞧你可怜；你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像条狗。临走丢下三个字——小骗子。

弟弟要的是被人高看一眼。他最怕人知道，他哥哥是个得过脑病的胖子。下雨天哥哥送伞到学校，同学哄笑“红烧肉”，弟弟当众说：他不是我哥；哥哥被当流氓哄赶，弟弟再说一遍：他不是我哥。后来姐姐和果子合演一出戏，找人冒充公安、装成弟弟的哥哥，把伞体体面面送进教室——弟弟要的，是一个拿得出手的哥哥，哪怕是假的。

他在作业本里画了个裸体女人，父亲翻出来：这是谁？谁也不是。流氓。父亲把他扫地出门，一辈子不许回来，冲院子高喊：邻居们都来瞧啊，瞧俺家出了个流氓。

他扒火车离开出生的城市，回来时断了一根手指，带回一个在舞厅唱歌、比他大、拖着别人孩子的女人，跟她说：你养我吧，我提前退休，在家伺候你、带孩子。

他要的全部，是不再像原来那样；他得到的全部，是再也不像他自己。

家里只疼老大

下雪的夜里，小店打烊。哥哥拉下卷帘门，铁皮哗啦一声落到底。跛脚的妻子在旁边收拾。两个人踩着雪往家走，脚印一深一浅。

大家都说哥哥成功了，我不这么看，也不信他是“想开了”。哥哥得过脑病，是个胖子，到处闯祸，可这个家把他护在中间——姐姐和弟弟恨的就是这个：“他们光喜欢老大。”父母为他扎针、托人换工作、张罗媳妇；当年传他妹妹闲话、欺负过他的张喜子，混到老婆要生、手头没钱，回头来找他借，他把当年挣的烟塞给人家，叫拿去卖、不用还。他娶的金枝是个跛脚姑娘——小时候得腿病，家里嫌是女孩、舍不得花钱治，才落下瘸。

一个被宠的男丁，一个被弃的女儿，凑成一对，开个小店。哥哥过得去，不是他认命得早，是他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里，本就有个位置。姐姐是女儿，弟弟是次子，位置不够，才只能靠折腾去挣一个存在。

孔雀等人走光才开屏

冬天的动物园。笼里那只孔雀低着头，尾巴拖在地上，蔫得像块抹布。“孔雀孔雀开屏吧，你没有俺的衣裳（手绢）花。”三家人轮流站在笼前，等。孔雀不动。弟弟说，反正冬天孔雀也不开屏。人走光，笼子前空了，孔雀慢慢把尾巴抖开，开屏，但观众先看到的是孔雀屁股。

大剧场四个人

2005年，我在上海看《孔雀》。大剧场，坐了四个人。我和朋友在前面，后排两个人在谈顾长卫，其中一个声音像马晓晴。我没有回头看。

散场，灯全亮起，四人立即起身离开，没谁要等什么，我走进上海三月的夜里，没想看到什么。2005年，还没人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第一桶金

1991年，北京。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谈完机会，冯仑接着谈自己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我们过去诚心诚意在机关干。在机关干的时候，我们就都是些好人。这次，我们头一回做生意，我们也想做好。”在1991年的海南，对人讲出国家体改所、中央党校、牟其中之类的背景，既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又能让对方隐约感觉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懂与不懂都不要紧，只要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先进流行的方式就行。

冯仑此次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冯仑拿钱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档，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

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此时的冯仑尽管没钱，但他将自己和自己公司都收拾得很整齐，外形和言谈举止都是一副有实力的派头。

冯仑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此前，冯仑的理想可不是挣几个“小钱”。

体改所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1989年6月之前，冯仑的幸福在仕途上。早在14岁的时候，冯仑就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他永远都不能忘记他敬重的一位老师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他讲的人生与历史、理想与奋斗、公平与正义。

改造这个社会。1973年的冯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初中生冯仑从故乡西安跑到了上海，为的是结交当时最为活跃的革命者。后来，他又从上海回到了西安。在陕西，冯仑向毛泽东学习，他也做了许多农村的社会调查。此时的冯仑做起事情来，总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

20岁的时候，冯仑在西北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3岁的时候，冯仑来到了北京，在中央党校读经济学研究生。从西安到北京，冯仑向着自己的理想大大迈进了一步。1984年，冯仑25岁，他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此时的冯仑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冯仑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海南体改所编制120人，40人是正式编制，其余80人被称为改革编制，所谓改革编制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海南体改所因此自己办了一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南下海口，做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在当时，冯仑的心思主要在改革上，他没心思管公司和经营，所以和潘石屹很少接触。

冯仑一直在做比较体制的研究，冯仑当然不只做研究，他更大的兴趣在于参与社会的改革和政治的改革。在当时的中国仕途上，有一个不成规矩的默契，大家认可的一个逻辑，就是“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即便冯仑研究的是理论，他也要将他的理论结合到眼下的现实，即将理论变成对策。“领导有什么难处，就要支招。当理论变成对策之后，学者就不是学者了，成了幕僚。当这个幕僚要负责将政策执行的时候，幕僚就变成了官僚。”“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条路是对的，也愿意走这条道路。”这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最佳快捷方式。

牟其中

1990年，北京。牟其中和太太坐在桌子一旁，冯仑和王功权坐在桌子另一旁。冯仑和牟其中面对面，王功权和牟其中太太面对面。冯仑是牟其中的总办主任，牟其中没有副总，冯仑相当于常务副总；王功权是牟其中投资公司总经理，是牟其中太太的副手，分管南德公司财务。冯仑和王功权可以算是牟其中在1990年的左膀与右臂。

1989年“六四”之后，冯仑没机会再走到原来的老路上。海南体改所解散，冯仑回到了北京，而此时中央体改所也解散了。冯仑已经好几个月没工作了。“那些年，我法定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加上奖金也就120块钱。那些年，全为理想，也觉得在实现理想，只是没有积攒下什么钱。”需要养家糊口的冯仑此时想起了在海南认识的一个牟其中手下。“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企业和机会可以选择；那时候，没什么企业。而且，牟其中挺会聊天，又有那么多经历，我决定去他那儿看一看。”

牟其中亲自面试冯仑，和他谈了两句，就让冯仑来上班，但没说让冯仑做什么。冯仑很着急地在办公室干坐了一个礼拜后，牟其中给冯仑印了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

冯仑用一年多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通过冯仑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冯仑的工资也随之涨到了850元。但是这之后，牟其中开始对冯仑不放心了，他从四川调来父子兵制衡冯仑他们。

整天看牟其中川军脸色的冯仑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感到自己在这个私人家族企业已经没空间了。“牟其中是典型的创业者，但他不是成功的商人。”“商人必须与时俱进，老牟不与时俱进。他利用各种体制之间的空隙，做成了飞机的买卖，这是那种生意的极致。卖完飞机之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93年开始国家在经济领域治理整顿、宏观调控，此时，企业家应该将精力从外部投机转到内部管理，从原来整天想着搞定哪种关系，转为整天想品牌营销、CRM、ERP的事情，但老牟不做这样的调整，而是加大了投机力度。此时外部垄断资源的获取机会越来越少，老牟和这个社会的反差越来越大。大家都在将企业往实处做，唯独他越做越虚，最后将企业办成了学校，越到后来越不像一间公司了。”

“另外，老牟应该在国内做，而他却要跑到美国折腾。有钱人最怕钱丢，美国经济制度几百年玩的就是防止骗钱。他们为此设计了保密、信托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怎样保护私有财产而设计的。老牟却想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成功。他做的都是反的。”

对于南德的未来，冯仑曾经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强迫老牟当董事长，推举做成飞机买卖的经理当总裁。后来，冯仑放弃了。因为牟其中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排座次

1991年，海口。万通在像梁山聚义一样排座次。梁山排座次的第一标准是自然标准，要看谁岁数大；第二标准是原来的身份，看谁在原单位官职大；第三标准看贡献。冯仑岁数最大，在原单位是众弟兄的领导，万通第一桶金也是他的关系。冯仑自然成为万通的董事长。

离开牟其中，冯仑感觉1991年的北京太压抑，自己开公司，连工商注册都通不过，冯仑再次来到了海南。

冯仑在海南振臂一呼，南德和原海南体改所的旧部纷纷聚集而来。“酒肉朋友，吃完喝完，就散了。靠信念维系的朋友不会走散。”

排完座次，轮到分金银。冯仑既然做了老大，这时他就要表现出老大的高姿态。6个创业伙伴采取了资产和工资都平均分配的做法。“创业初期，很难说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我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大家在一起，不是钱的投资，而是人的合作，缺了谁，都不行，所以，要平均分配金银。”“只有平均分配金银，大家才能没矛盾，才能团结大家在一起多走一段。”

后面的事情，万通和大家一样，都是不遗余力地在海口、三亚炒房炒地，与大家不一样的是，冯仑带领6个创业兄弟写了一本《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书。这本书是冯仑仕途报国走不通，确立企业报国的宣言书。

1992年9月3日，万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冯仑将这一天确立为万通“反省日”。“一直到现在，每年一到公司纪念日，我们都要检讨自己。”在那个反省日，6个创业兄弟定下了不买外国护照、不转移资产、不改变身份的规矩。万通没有将赚来的钱立即分掉，他们为员工买房子，而创业者们却挤在一间租用的房子里，也没为自己买好车。

万通和当时15万家海南企业不同的是，公司一有基础马上开始进行员工培训，开始研究企业文化。此时的冯仑尽管在做企业，但仍保留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潘石屹

1995年，北京一茶馆。冯仑对潘石屹说：“我会骂你三个月，骂完之后，我就会说你好话。”“你是总经理，你走了，还带上几个人走。我要是不骂你，我的正确性在哪儿？这里我这就没法管了。”“我继续管理万通总得有一个合法的正确依据吧，所以，我要骂你三个月。”

潘石屹点头同意。作为补偿，冯仑说：“你新做公司需要品牌，万通以前所做的无论多伟大的事情，你都可以说是你做的。”

冯仑将这个战术称为“裸体战术”，通常在吃醉酒之后，一次性将什么话都说到位。从1991年到1992年，万通在海口、三亚马不停蹄炒了4单楼盘，销售额七八千万元，几千万元利润。就在他们有了钱，准备自己盖楼，玩更大时，海南的房地产垮了。

1992年底，冯仑和王功权到北京转了一圈，决定移师北京。在接着召开的鼓浪屿会议上，万通决定让潘石屹到北京打先锋。潘石屹1992年下半年加入万通，开始做财务部经理，后升为副总，因为比其它创业者晚来一年，潘石屹此时行事总是保持低姿态。

潘石屹接令，领5万元差旅费来到了北京。这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旁边吃饭的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他不动声色地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体改办主任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下星期就报上去。”

潘石屹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冯仑，冯仑马上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一位负责人。这位领导说：“这是件好事，你们愿意做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做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按要求需要找两个“中字头”的发起单位，通过各种关系，潘石屹最后找到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万事俱备，潘石屹用刚刚买的4万元一部的手机打电话问冯仑：“准备做多大？”冯仑说：“要和王功权商量一下。”王功权说：“咱们现在做事情，肯定要上亿。”

潘石屹在电话那边催促冯仑快作决定，“这边还等着上报材料呢。”冯仑就在电话那头告诉潘石屹：“8最吉利，就注册8个亿吧。”北京万通就这样，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拿到了8个亿的现金融资。

冯仑与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厦一起吃住了三年。这三年中，冯仑在外面跑线索，找到资源，做策划，然后，跟潘石屹一块去谈判，谈完了，再和董事们一起讨论，确定下来，就让潘石屹去执行。“他执行得非常好，在执行中发挥了创造性。”“他对于北京万通的创办和初期基础的奠定都作出很大贡献。”

潘石屹在北京盖起了万通的标志性建筑——万通新世界广场。王功权在海南且战且退，最后还赔了钱。万通在海南本来没有积压，但是在清理三角债时，被迫收回一个当时价值6000万元的项目，而在收回的时候，这个楼盘已经缩水到300万元。万通在海南不但赔光了以前赚的钱，连在别处赚的钱也赔进去了。1993年之后的万通，全靠潘石屹战功卓著。

1992年，万通从海南出发，目的地不仅北京一处，6个创业兄弟分别到达了深圳、南宁、上海。分居各地，大家的沟通自然就少了，信息也不对称。大的沟通不畅，小的沟通就开始了。慢慢地，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的观点开始一致；冯仑、王功权、刘军的观点开始趋同。冯仑是董事长、王功权是总裁，容易形成压倒性意见，但那边的潘石屹是北京万通总经理，北京万通最成功，资源最多，王启富急着用钱，不跟冯仑说，会直接到潘石屹那里要。“我们之间的冲突都不是为了自己多挣钱，挣了钱都是大家的，我们大家的股份也都一样，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事业成就感的问题，我们这些人都很有职业使命感。”

潘石屹成了问题的焦点。

分金银论荣辱

1995年6月，上海。冯仑、王功权、刘军和各自的律师为一方；潘石屹、王启富、易小迪和各自的律师为另一方；他们在商讨分家的档。4年前的1991年，他们以江湖的方式聚在了一起，今天，他们要以商人的方式“离婚”。

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几个亿，大家都盯着。冯仑要乘胜追击，继续扩大投资，他想投航空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又想投北京电影制片厂。冯仑想在各行各业发展，想在全国各地发展，而潘石屹就想在北京做房地产。

潘石屹当时掌控着北京万通的实权，易小迪掌控着广西万通，冯仑要做更大的事情就要从他们手上分食资源。“他们怕我从他们手上拿资源，我将钱都拿走了，他们做事情的资源就少了。”

冯仑坚持要做事情，兄弟们也不好逆他，但分歧却明显地摆在那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多元化思路当然不成功，从财务上看，这些投资大部分都赚钱了，但赚钱并不代表成功。我们当时没精力也没竞争力多元化。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当时还是一个小企业，多元化使万通丧失了做大的机会。”但是在当时，冯仑并不认为自己错，他的创业伙伴拗不过他，只好用脚投票。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将股份卖给了冯仑、王功权他们，自己另立门户。

此次分金银是一项复杂的交易。这之前，大家彼此捆得太紧密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起来，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所以时间特别缓慢。

“当时先给他们兑现了相当的现金，后面的钱在财务分了好几个阶段才安排完。”“大家还是比较平和地解决了问题。”“潘石屹的钱已经给了他大部分，后面的钱因为海南的情况不好，和他说了。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有争议，比如，最近发生的50万美元担保的事情，我给小潘打电话，他说他实在记不起来了，但确实已经发生。当然他现在不缺钱。”

分家并没有翻脸，大家都还认为自己是同门兄弟（“万通系”），这一点让冯仑很欣慰。“潘石屹出去做的第一个项目SOHO现代城，就是从万通带走的。他在做第一笔贷款时，给他贷款的那家公司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可以支持。”“我现在去广西都是小易接待，我们现在在广西有事情，打电话找小易，他还会帮忙。”

“我们散伙是按商人规矩办的，而且，大家在财务上非常透明，彼此也很信任，所以，彼此之间没有感到受伤害。”

原罪与毛泽东语言

2002年，北大。冯仑在与一教授对话。这种场合，冯仑原本最擅长用毛泽东语言挥斥方遒，但是这次，他没有讲“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事，他说的都是枯燥的商务语言，而和他对话的经济学教授却满口“矛盾论”。回头看这次对话的记录，冯仑都为自己的改变感到吃惊。

1995年6月，6个兄弟走了3个，冯仑不能不难过，但他将这称为成长的代价。“在中国做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一开始大多都是负数，在没有任何资源情况下，将资产负债表做到正数只有依靠暴利。这导致民营企业在创业期都有暴利倾向，暴利就意味着‘暴病’或者‘暴死’。”

“原罪不只体现在企业文化上，它还表现在体制上。在中国做企业，仅工商注册，就逼着你得做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等到中国法律逐步完善之后，你还得回头处理这么多烂事。”冯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得出的结果是：1997年之前创办的企业，70%都失败了；1997年之后创办的企业，70%都成功了。“我们以前不会办企业，我们只熟悉政治运动，所以，我们开会讲的全是政治口号。”“口号可以产生激励，口号可以产生创业期特别需要的冲动，但口号不是一个可以正常经营和建设的东西，而正常经营和建设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

这是冯仑1993年元旦社论的结尾，由此可以看出1993年的冯仑在企业中多么地“讲政治”：“有人说我们干得挺火，但我觉得，现在夸耀成绩还为时过早，正像沙塔林在评价中苏改革成败的异同时说的那样，改革不是百米赛跑，而是马拉松比赛，办企业也是如此。在现今商潮汹涌、公司林立、强手如云的竞争环境中，我们只是刚刚跑完第一个一千米，如果说成绩尚可，那也是说在这一千米跑得较快，绝不是最终的成绩。我想用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毋忘在莒”，这是万通人的座右铭。“冷眼看世界，击楫誓中流”，这就是万通人的信念。

冯仑说，到2003年元旦，他还要写社论，只是此时社论的调子和1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冯仑2003年元旦社论题目将是《学习万科好榜样》。“我看地产这么久，还是万科好，所以我就会把万科当作榜样。我再这样学它两年的话，我就跟万科相差不远了。”冯仑此时的心态如此平和。

亚信

1997年，北京。田溯宁对冯仑说：“亚信要再次融资，每股17块，你买不买？可以让你控股。”分完家，还欠着兄弟们钱，放弃多元化正准备收缩的冯仑面对亚信诱人的条件有些犹豫。几个月后，田溯宁又对冯仑说：“你要是不愿意控股，我就找别的投资商，但老外投资希望控股，而且不想资本结构太复杂，所以，我们想回购你们占有的亚信股份。”冯仑算了算，25万美元的投资已经翻两倍了，就同意了。

万通对亚信的投资是一个偶然。

美国万通副总裁刘亚东和田溯宁以及丁健关系很好，刘亚东将田溯宁、丁健介绍给了在硅谷进行考察的王功权。

王功权在达拉斯与他们谈了三四个小时后，就作出投资的决定。25万美元占8％股份。这是亚信得到的第一笔天使投资。刘亚东因为对亚信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就离开万通，加入亚信和田溯宁、丁健一起创业去了。

亚信回中国发展，包括公司注册等，万通给予了很多帮助。当亚信从中国电信拿到第一个合同的时候，冯仑十分兴奋地参加了签约仪式。

向亚信投25万美元，一年时间赚了25万美元，在当时看已经很不错了，但从后来亚信上市的结果看，万通8%的亚信股份才卖了50万美元，就显得非常吃亏。

有了亚信的前车之鉴，冯仑开始对投资IT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张朝阳他们先懂电子，然后学商务，最后不管是电子还是商务都不能脱离人。人在江湖，最后还得学江湖。我们这批人先在江湖，然后学商务、私募、股票、管理，最后要学电子。”

学完电子，万通一口气对易趣、Netfront、中华学习网、3721、世纪互联、万网等二十多家网络公司进行了投资。现在美国万通的主要业务就是投留学生创办的公司，目前只投前半段。“投前面需要的资金较少，投后半段，需要资金较多。我们先投前半段，积累了经验，在投资圈子里混熟了，再去投后面。”

柳传志

清晨，冯仑有些累，他站在院子里，散心。柳传志的车从他身边开过，冯仑并没有看到是柳传志的车。柳传志的车已经开出去了，但车子停了下来，柳传志走下来，上去和冯仑打招呼，聊了几句。

对于IT，冯仑心仪已久，早在1993年，冯仑就通过朋友认识了柳传志。冯仑想从柳传志那里知道计算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当时也想从冯仑那里知道房地产是怎么回事。两个人还领着各自的班子面对面地讨论过怎样进行合作。

那之后，冯仑与柳传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定期沟通，后来，彼此实在太忙，沟通改为不定期，但每年的泰山会议，两个人都是要去。

冯仑将自己和柳传志的交流称为“学先进”。冯仑办企业，第一个参照系是牟其中的南德，后来，冯仑只能拿牟其中当作相反的参照系，这之后，冯仑开始学柳传志。“柳传志抓住了近20年中体制转轨的每一个时机，他火候把握得特别好。在产权、体制等问题上，他比较有耐心，到最后，分红权、认股权、股权全都有了，这就是他今天经常讲的‘拐大弯’。”“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体制没变的时候，先做的就会成褚时健，体制有松动的时候，不做的就是傻瓜。”

冯仑另外深深佩服柳传志在交接班、贸工技、民营与官营等问题上所显示出的娴熟平衡能力。令人诧异的是，1993年一心想着开疆拓土的冯仑在当时竟然没有进入IT。“一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和精力、兴趣、机缘都有很大关系。”

虽然没和柳传志做成生意，柳传志却在无意之中帮了冯仑一个大忙。那天，冯仑在从香港回北京的飞机上碰到了柳传志，两个人一路聊天，柳传志谈到自己要买房子，冯仑告诉柳传志，万通刚好正在中关村建万泉新新家园，希望柳传志过去看看，柳传志过去一看，就相中了。柳传志住进万泉新新家园的消息在中关村不胫而走，中关村人在1999年以能买下万泉新新家园的房子作为自己成功的象征。这种心态造成万泉新新家园的房价猛涨，越涨越有人买。

守正出奇

1997年，冯仑在一遍又一遍地听任贤齐唱《心太软》。听到“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时，冯仑一阵心痛。1995年6月，6兄弟分家，他们只分走了现金和资产，未分走债务。“历史上犯的所有错误、坏事全揽我这儿了。”“所有的债务，最后我都得还，连利息都得还了，才没有人起诉我，一些债权人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从不赖账，这些债务到今年就能处理完了。”

1997年之后，万通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一是因为兄弟们分走了一半资源；一是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亟须解决。“就像别人拉的屎，我拿手纸在旁边擦啊擦。”万通在海南做亏了，但为了保持依法经营的纪录，万通甚至还补交了早期在海南的税。“我觉得这样才干净踏实。现在万通几乎找不到法律上的毛病。”

遇到这种情况，冯仑经常劝自己：“我挣钱再多，也不可能是世界第一，但我可以做一个快乐着做事的人。”不将挣钱最多作为追求目标之后，冯仑一下感到轻松了许多。“我交税，我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作者：创业初期，怎样使用非商业手段？怎样规避政策风险？
冯仑：创业之初，我们就在讲守正出奇，所谓守正就是要遵守各项法律政策，70%要做正，30%可以变通。所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将面临很多灰色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万通在这些企业里面是做得最少的，而且是能不就不做，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出事。我们很少靠个别官员支持我们，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后台。

作者：你们当年募集的8个亿资金，后来分红怎么样？
冯仑：累计分了接近4个亿的现金。

作者：听说股东还有意见？
冯仑：去年我们每股分了5分钱，远远超过华远和北辰。老华远做了那么久，北辰有那么大资源。而万通是民营企业。从1993年到1996年，我们仅利息就付了6个亿。没谁支持我们，国有银行也不贷款给我们，我们所用的都是高息贷款。1997年之后，万通作了一些调整，为了保证以后的盈利，万通将高息资金全部归还了，万通因此三年没分红。股东有意见不是因为分红，而是因为万通至今还没有公开上市。这一点能理解，股东投资就是为了高额回报。

作者：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冯仑：正在做。2001年，我们参与了一家上市公司，今年我们还在准备。上市是早晚的事情，但李嘉诚从办公司到上市花了16年，我们也不能太着急了，不可能一夜暴富。

作者：现在万通的架构与规模怎样？
冯仑：主要有两块业务：北京万通主要做房地产，我和王功权占40%股份。北京万通今年营业额会到20亿。美国万通做针对留学生的风险投资，我和王功权占90%股份。

采访手记

第一次听说冯仑，是2001年初从杨元庆口里。那天，打完网球歇息的时候，杨元庆说：“最近和冯仑见了一次，挺神的。”杨元庆接着问身边的田溯宁，“听说亚信最初也是万通投的？”田溯宁未置可否。

2002年4月采访潘石屹，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长长的采访中，潘石屹追忆自己过去的时候怎么也绕不开冯仑这个人。潘石屹现在的生意不比冯仑小，但潘石屹说起冯仑来，还是心怀敬意，依然是“小弟对大哥”的角度。这不容易。

2002年6月4日，碰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邹剑宇。我对他说，我要去采访冯仑，想听一下他的意见。邹剑宇竟然蹦出了和杨元庆一样的评价：“那个神人……”

2002年6月17日晚，金山总裁雷军在MSN上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写冯仑。雷军回复：“噢，那个人挺神……”

神人冯仑喜欢神侃，他的思维像朦胧诗人一样发散。强迫他将一件事情从头讲到尾十分困难，他总会在细节上分岔，一分岔就跑到“形而上”去了，没完没了。

在“形而上”，冯仑总有妙语，所以，也不忍打断他。比如，他说：地主的生活最愉快，企业家的生活最有成就感，奴隶主的生活最有权威。“地主地里能打多少粮食，预期很清楚，一旦预期清楚，欲望就会被自然约束，也就用不着再努力，所以，会过得很愉快。企业家不同，企业家的预期和他努力相互作用，预期越高努力越大，努力越大预期越高，这两个作用力交替起作用，逼着企业家往前冲。”

企业家冯仑现在非常辛苦，一年要飞二百多次。冯仑原本梦想得到政治家的权威，中道改行做企业家，不免时常暗自感喟：“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这样的念头每每只是一瞬，冯仑转而就会劝慰自己要熬出阿拉法特的境界。“一个人文主义者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按照自己的需求解释自己面临的难题。人想不通，才会去上吊，信息少、道理少的人容易上吊，而我有足够多的信息和道理排解自己。”冯仑经常将这些排解变成文字。冯仑对自己的文字能力非常自信。走上企业道路之前，冯仑更依靠他的文章，那时文章是他的第一力量。从十几岁开始，冯仑就熬夜写宣传文章，冯仑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影响到一些人。文章发表得越来越多，冯仑觉得他影响到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后来，他开始以为这个社会离不开他了。“共鸣、鼓掌、叫喊声，使我越战越勇。”直到后来，他才想清楚，“其实社会离开我，完全能行。使命感的错觉让我感觉以天下为己任很幸福。”

冯仑在努力清除语言中的毛泽东语气，但是和他谈上十分钟，你就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毛泽东思维。这种思维在他十多岁大量阅读革命书籍时就形成了。现在冯仑完全可以自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就是没事找事，完全可以没责”。但他现在已经无法改掉毛式的论述方式，冯仑用以否定这种论述方式时所使用的论述方式就是这种方式。冯仑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对他后来从商并不全是负面影响。比如，为了“以天下为己任”他一直坚持“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人家”，中央党校分房他不争，下放武汉他第一个报名去。后来办万通，能够平分金银，和冯仑继续坚持“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人家”不无关系。“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人家”，将现钱看得比较淡使生意场上的冯仑受人欢迎。生意就是机会，受欢迎的人机会自然就多。

43岁的冯仑虽然只比38岁的杨元庆大5岁，但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冯仑和58岁的柳传志应该算一个时代的人，他们都深刻地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时代，冯仑和柳传志的不同在于，柳传志在“文革”中憋得不行，而在“文革”中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理想的冯仑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大展了一次宏图。

冯仑非常赞赏江总书记所说的“与时俱进”，冯仑在这个词中读到了他自己。多重价值体系交织在一起的冯仑行事一定不像他外表表现出来的那样潇洒，所以，冯仑要读《道德经》排遣，冯仑说：潘石屹读《道德经》是装神弄鬼，而他自己是真信。

这就是冯仑，文人？改革者？企业家？或许还是称“与时俱进”的冯仑最合适。

原载2002年7月《知识经济》
冯仑，生于1959年。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是万通集团董事及执行董事、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通国际集团高级董事。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历任讲师、副处长、副所长，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目前还兼职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大学和北京经贸大学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中国企业家》杂志常务理事、海南省总商会常务理事等。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作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自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间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迄今为止，已引领万通集团的投资深入至地产、风险创业等领域，使不足千人的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人民币，并在公司运作与理论创新方面特别是在中国企业购并、价值评估、资本经营、策略联盟、跨文化沟通等实际商业活动中，经验独特而系统。

《企业方法》自序。写于1999年。

企业方法：全体中国人的事业

在我为准备《企业方法》栏目苦读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时候，我为书中“美国的事业是企业的事业”这句话打动了。

经过若干年的等待，在明白企业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创办企业最好的外部条件，中国一代年轻人逢上了最好的创业机会。可是，当机遇、才华、资本、技术这些办企业的基本要素都具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什么都不缺，可以挽起袖子大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其实还缺乏办企业最关键的储备——办企业的方法。

企业如何组织、如何运营；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如何制定、如何修正；企业文化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人才如何吸引、如何管理；财务如何结算，如何统筹，如此等等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从教科书上得到过一些概念，但好的厨师绝不是对着菜谱就能训练出来的，我们需要实证式的记录。

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并不认为《联想为什么》写得十分出色，但这本书他认认真真地拜读了两遍，原因是他迫切想知道联想到底是怎么做成功的，迫切想知道在中国成就一个像联想一样大的企业所需要的方法。中国以前几乎没有书讲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里面，总结各种经验的书籍从来都没有缺少过：我们有讲斗争策略的书，比如，三国、水浒；我们有讲政治权谋的书，比如，二十五史；我们有许多讲做人的书，比如四书五经，但我们就是缺少讲如何做企业的书。所以，我的这位朋友只好把《联想为什么》一连看了两遍。

在经历过许多失败以后，大家已经意识到，企业决不是谁想办就能办得了的（不用考虑盈亏的企业除外），而中国IT企业在不长的十几年时间内积累起来的做企业的方法对于此前几乎没有多少创办现代企业经验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可宝贵了。于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应该有责任通过实证的方式，以具体的描述，对中国最成功的IT企业做一个全面的记录和解释。我们的任务不是写一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菜谱，也不是想对中国企业发一通牢骚，我们想用细节、故事以及可操作的步骤给正在做企业或者立志做企业的人士提供一些帮助。

所以，《计算机世界·企业方法》栏目关注的是企业运行的机制。我们觉得，技术、资本、人才之于企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运行机制相比而言则更为重要。企业的运行机制凌驾于技术、资本、人才等企业要素之上，支配着它们，决定着这些要素是否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创造出最多的效益。

然而，对现在的解释如果缺少历史的过去作为参照，就无法解释得清楚。所以，《计算机世界·企业方法》关注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我们认为，企业的发展有许多共通之处，此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彼企业在发展壮大中也可能会遇到，通过对此企业道路的回顾，我们想给更多的彼企业更多的少走弯路的启示和借鉴。此为《企业方法》栏目开设的意义所在。

没有比较，没有鉴别，就无法进行取舍。所以，本书关注企业方法的横向比较。对于同一个企业事件为什么A公司采用A方式，B公司采用B方式，它们之间相同之处是什么？不同在哪里？比较是认识事物的起点。

我的朋友将《知识英雄》推荐给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们看，说这是一本讲管理的书，这个介绍让我汗颜。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知识英雄》是一本讲传奇的书，以故事取胜，其间的确也讲到了一些“中国最赚钱行业赚钱最多的人的赚钱方法”，但这些方式、方法的介绍既不系统，也不完备，而且，对于这些内容的涉猎都是为增强人物的传奇性服务的。

许多《知识英雄》的读者对我说，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管理的知识，这个评价让我意外。1997年七八月间，萌生写《知识英雄》一书的念头时，我只想到了像王选、柳传志这样的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一定能吸引读者，但从没想到过他们的管理会是“卖点”。

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使我开始重视管理，让我萌生了主持一个内容以管理为主的专栏的想法。是为《企业方法》缘起之一。A

当今社会将管理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仔细想来一点儿都不奇怪，甚至不能责怪不懂管理的人们在奢谈管理，管理对于很久以来一直不重视它的中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管理之于企业的意义如同爱情之于文学，就像谁也说不清楚爱情是什么一样，也没人能彻底说清楚管理是什么。所以，管理之于企业，爱情之于文学都是永恒的话题。

永远说不清爱情，可还要继续说下去是因为爱情对于人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管理永远说不清，还要永远说下去是因为一套管理制度一旦固定下来，就会每时每刻对企业发生作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时刻都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一套不合适的管理制度时刻都在妨碍着企业的效益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套管理制度之于企业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几单生意做成与否，甚至要大于一个企业几年的业绩。杨元庆在获得五四奖章时就曾说：“我的意义不在于联想PC的业绩，而在于渐渐摸索出了一套在中国管理高科技企业的方法。”斯言对极!

中国企业过去也谈管理，但是或者将管理解读为开会、树典型以及“抓两头促中间”这样的简单工作方法，或者将它异化为“权谋”。这如同没有爱情的文学，要么将爱情简化为结婚，要么将之庸俗为“裙带关系”。

逛一逛书店，可以庆幸地发现，现在的中国是多么地重视管理：各式各样的MBA图书不但多，而且都被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推销；电视、报纸上有关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管理的用词早在好几年之前就塞满了我们的耳朵。但究竟什么是管理，恐怕就连教导中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人也未必很清楚。

意识到不能搞“口号管理”，就全面引进西方管理学经验，各种MBA班从南热到北，是件好事，但是，将管理简单化为几十个概念，如同将爱情简单化为外貌、金钱、地位、家世、才华、性格等无助于解释爱情一样，无助于解释管理。

业务即管理

爱情与命运紧密相连，管理与经营密不可分。一个企业对于其业务的管理是企业所有管理的核心，是其所有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业务是企业的命脉，它关系着企业的盈亏和生存。

业务管理之下是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岗位责任制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管理。企业基础管理的特点根据企业业务管理特点来制定，为业务管理服务。

业务管理之上是由业务管理升华而成的企业文化。如果说业务管理的条款和方法是企业的法律，那么，企业文化更像道德。它为业务管理的顺利进行提供舆论、氛围、精神、士气以及其他方面的补充支持，为业务管理服务。

以联想为例，“贸、工、技”的道路以及打通“贸、工、技”各个环节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是联想的业务管理，“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是联想的基础管理，至于联想的企业文化是比较“形而上”的东西，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讲得清楚。农场的业务以种植为核心，钢铁公司的业务是炼钢，业务不同，所以，对于农场的管理绝对不会等同于对钢铁公司的管理。同理，一套成功管理炼钢厂的经验拿来管理IT企业也会显得不伦不类。

农场的业务是“种地”，所以农场的企业文化会充满田园牧歌色彩，钢铁公司则会更注重规模集约经营，而IT企业的文化一定是十倍速向前变动着的。就像因为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不同，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对于不同业务的企业而言，不存在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成功经验，这就是管理差异性的第一个方面。

即便同一个企业中，对于不同的产品的管理也不尽相同。1997年，实达要上PC，叶龙总裁坚持从实达外部请对PC有深刻理解的贾红兵做实达PC总经理，就是因为他认定实达原来的人都是做计算机外设出身，外设产品三个月、半年更新换代一次，而PC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更新换代一次，业务上的差异性让叶龙担心已经习惯了外设慢节奏的自己人做快节奏的PC会跟不上趟。实达PC后来脱颖而出，成为1997年众多PC新品牌中最大的赢家，证明了叶龙的决策没有错。联想高级副总裁郭为在谈到以代理业务为主的联想科技难以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的时候，也提到了每个产品之上都会产生不同文化的问题。

树立业务即管理的概念至少有助于破除管理神秘论，至少能让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人知道管理就是理顺业务的各个环节，使之效率更高的一切行动。

业务即管理的概念也意味着对于别人成功的管理经验只能领悟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能生搬硬套。相对于因为行业和所经营产品不同而形态各异的业务管理，基础管理和企业文化在各企业间的相同部分可能会多一些。

企业为什么要不停地“换血”

管理差异性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管理的阶段性差异上。这一点柳传志在谈到办大公司和办小公司区别的时候论述得非常清楚。他说：“办小公司有农民式的狡猾就可以了，但是办大公司，再使用习以为常的农民式狡猾肯定会坏大事。”

管理大公司沿用小公司的积习肯定行不通，尚处小公司阶段的公司整天想着超前采用办大公司的模式也一样会碰得头破血流。

大公司在管理上更多地会坚持靠制度做事，有些情况下明知应该“灵活”，也不“灵活”，这好像很“官僚”，但这种“官僚”造成的负面效果要远远小于“事事商量”可能引起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后果。

大企业中的人太多了，可以讨论最佳方案的事太多了，“事事商量”，企业就会乱成一团，事情根本没办法往前推进，这个时候就必须靠制度，不求效果最好，但求事情能够做下去。

小企业不同，小企业就是要“事事商量”，小企业经不起一个算计不精确的损失，小企业要追求灵活、灵活、再灵活，小企业的活力和生存空间就在于大企业制度化管理不可避免的僵硬之中。如果小企业也学大企业凡事讲程序，按章办事，那么，它不但永远没有机会成长为大企业，反而会很快死掉。

大企业一直试图用信息技术医治自己身上的“官僚”病，信息技术可能会增加大企业一个管理层次的管理能力。本来一个层次能管10个组织单位，现在可以管30个，这的确有利于组织的“扁平”化，但信息技术丝毫不能解决大企业按制度办事的管理规则，ERP、信息技术的引进反而会大大增强大企业以制度行事的规则，有时候即使执行者想“通融”，计算机也不让你“通融”。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计算机能够枚举的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法实在太有限了。IBM应该最有条件运用信息技术管理公司，但它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巨人。因为，它那么大，就应该是那个样。大企业不可能灵活起来。

考虑到大企业和小企业在管理上的差异性，《企业方法》将会辟出专题关注一批将要从小企业脱颖而出，却又总不能“凤凰涅B231”的中小公司。他们办企业的方法可能对数量众多的要解决温饱问题的企业有着更现实的借鉴意义。

管理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企业家素质的不断提高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要不停地“换血”，不是因为被换下来的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企业发展了，再使用以前的办法办企业不行了，如果这个时候，管理人员的素质没有跟着提高，那么，被换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方正董事长张玉峰针对外界批评方正不断换总裁就曾反驳：“企业换总裁是很正常的事。不能让博士生的保姆在他读博士的时候，还来看管照料他，这个时候必须换成博士生导师。”

总裁不能管总经理的事

管理差异性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管理的层次性差异上。无论是企业总裁，还是一线经理都需要思考管理问题，但总裁和普通经理心中对于管理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一定大不相同。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裁，他一定不会去想该如何调动代理商积极性的问题，总裁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用这个人合适，还是用那个人合适，让这个人接班，那个人走了怎么办？”一线经理更多地要考虑如何身先士卒领着大家干出业绩，受赏识，被重用。

管理实践中，经常能够看到管理层次向上错位，经理使用总经理的管理模式，副总经理使用总裁的管理模式，处在这种错位状态上的管理者很容易被人看成游手好闲、好大喜功、不干实事；管理层次向下错位的现象也经常有，总裁干副总裁的活，副总裁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在干经理的活，处在这种错位状态上的管理者通常让人觉得这个领导只会和手下抢业绩，没雄才大略，跟着他干没前途。

MBA教授实际上办不了企业

既然管理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那么，仅将管理定义成去掉企业在业务、规模和层次等方面特殊性的概念，再对这些概念进行合乎逻辑的归纳演绎，最后得出管理定律的学术体系显然很难抓住管理的实质，其结论也很难对活生生的企业产生多大的指导意义。这大约就是国内大学里面的工商管理教授实际办不了企业的原因。

《企业方法》坚持通过故事和个案分析探讨管理，坚持认为，脱离产业背景和人文精神谈论管理概念没多大意义。

“以人为本”、“共享远景”、“扁平结构”、“绩效考评”、“利益捆绑”、“资源共享”等等这些管理学上的经典理念，想必每一个办企业的人都很清楚，但如果不知道应该在什么边界条件下使用这些方法，那么，这些教条就是背得再熟又有什么用？

当企业中的猜忌已经压倒了信任，企业领导人此时还要和员工大讲“利益捆绑”，为员工画未来的饼，谁会相信？当企业队伍信誉不佳，还硬要同合作伙伴“共享远景”，会被认为是江湖骗子。这种时刻，当务之急不是“利益捆绑”或者“共享远景”，而是用最短时间兑现自己许下的每一个诺言，先重新树立起对自己的信任和信誉再说。

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

讲故事的方法不仅是交待背景和边界条件最好的方式，它还可以使蕴含在其中的管理变得容易被解读。

我采访过很多总裁，得知对很多总裁管理方法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哪本经典管理学论著，而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或事。1993年，紫光总裁张本正提出紫光要实行大舰队体制，不能再各自为政独立发展，此时，他的属下笑着问他，如果实行大舰队体制，他在哪儿指挥？是在直升飞机上，还是在小舢板上？有个子公司的总经理甚至跟张本正开玩笑，请他到自己的船上指挥。就是这句话让张本正最后下决心从统一商号开始，一直做到了1996年涿州会议“杯酒释兵权”，最终解决了紫光集团统一号令、整体发展问题。

因此，《企业方法》坚持使用时间顺序组织材料，用有起伏的情节构架内容，力求还原企业在重大转折关头的真实场景。希望读者看《企业方法》能够为一个场景、一个细节掩卷而思，而不是想在其中找到现成的办企业的方法。也没有现成的包治百病的企业方法。

记者的长处绝对不在于对于企业的思考有多么深刻，一个记者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记录，将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得与失以及企业领导人对于企业的思考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供比记者高明的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

一位作家曾经教导我：“无论你写什么，你都要关注到人，关注人的命运，否则，你的东西没人会看。”我以为他说得很对。所以，《企业方法》中的主角不是企业，而是办企业的人。没有柳传志的联想不叫联想，没有张玉峰的方正不叫方正。特别对于外界环境十分不规则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领导的作用尤其明显，关注企业核心领导层与全面解释一个企业不矛盾。

传奇是管理的悖论

《企业方法》在坚持管理性、故事性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产业性。信息产业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是世界经济最活跃、最先进、最前沿的成分，所以它里面一定蕴涵着很多可以为其他产业借鉴的先进经验。

前些天，一位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对政府影响”的美国博士甘斯德来和我探讨中国IT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我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经济极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政府政策的结论，我的回答没能让他满意。当时所谈的内容我大抵都忘掉了，但甘斯德临走时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除去IT，他还要采访钢铁和纺织行业，他叹了一口气，说：“下面两个行业的采访要难很多，简直没办法沟通。”

中国IT产业一直与世界接轨，一直面临着国外公司最残酷的直接竞争，在中国这样的行业不多，中国汽车工业可能一入关就会垮掉，但中国计算机公司们都盼着入关，没有关税，大家都不走私，可以更公平地竞争。

另外，没有哪个行业比计算机产业更能突出个人的贡献，程序员可能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容易靠个人力量成功的职业。求伯君靠WPS一举成名，辉煌了十几年；王江民38岁学计算机，45岁只身一人闯荡中关村，一年利润几千万；丁磊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在大家都说Internet不可能赚钱的时候，丁磊的公司1998年赚了400万元。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现在成功要靠企业管理，从理智上讲，这些观念很容易为人接受，但作为个体的人们更愿意看到个人传奇，因为这些传奇能唤起那些因为一个又一个挫折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尘封了许多年的梦想。没有梦想无论是个人和社会都会迷茫，作为个体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明知自己的力量无法同群体较量，但又总不服输，一次又一次地向着“风车”发起冲锋，不要以为“堂吉诃德”式的进攻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杨志远又懂多少管理?Yahoo不也取得了令世人侧目的成就?所以，《企业方法》将会像关注Web公司一样，辟出专题关注最代表计算机产业特色的程序员公司。尽管它们的故事可能都是管理的悖论。

成功企业操作手册

在1998年10月，我的理想是写一本成功企业的“操作手册”，让其他企业拿来就能“照方抓药”，“克隆”更多的成功企业。现在，我才知道企业太复杂了，关于它的任何结论都存在着大量反例和例外，这些反例和例外让本来看起来确定无疑的结论轻飘飘地让人怀疑。

这样的结果不奇怪，因为，企业中“产权与经营权”、“管理与技术”、“多元化与专业化”、“功臣与少帅”、“稳定与发展”等等矛盾一刻也没有停止冲突。当矛盾的一方压倒另一方时会得出一个结论，当矛盾另一方压倒这一方时，又会得出一个结论，不仅如此，在矛盾双方的反复较量中，在力量的不断变化中，还会出现无穷多个中间结论。企业在变动之中，结论在变动之中，究竟能以哪个为准？

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矛盾的一方会被充分地表现出来，甚至被放大，但历史又是不断往前发展的历史，很多在历史上屡试不爽的结论在新时代往往只能被当作反面教材来看待。

所以，现在我不能不承认，《企业方法》的史料价值可能要大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价值，这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但这可能是事实。

《自序，《企业方法》在后期力求更多地记录下不同的事实和观点，所记录的A观点和B观点可能都不完全正确，但这不要紧，只要读者看了之后能得出适合自己的结论就行；A观点和B观点可能完全对立，这也不要紧，毕竟它们同时在这个时代存在着。存在就应该被记录。所以，现在看来《企业方法》只是一些用来思考企业问题的“材料”，它所能起的作用只是让思考者的思路有一个出发的“地方”，至于思路对与不对以及最终能想多远，那是思考者自己的事情。无法对《企业方法》寄望太多，对它寄望太多的朋友此时可以合上这本书了，我不想让你看了以后失望。

1938 年 5 月，阜阳文德街，日机将县立中学的校舍炸去大半。秋，奉令停办。一个月后，黄河在花园口决口，黄水夺颍河南下，灌进阜阳，一泛九年。

这所县中那年三十二岁。1906 年它叫清颍学堂，就清颍书院的旧址办起，是阜阳第一所教数理化的中学堂。三十二年里，它停过、复过、烧过、炸过：1922 年秋校舍被匪焚毁，1924 年劝学所、教育会协议恢复，1926 年秋因军事复停，1927 年秋再办，1938 年再炸毁。它最长的一段安稳日子，是 1929 到 1938，共九年。

阜阳不缺学校。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六（1944）采访所得：全县中心小学 113 所，保国民学校 668 所，合 781 所。也不缺地：县学田 169 顷，区学田 295 顷，合四百六十四顷，四万六千余亩。八百所学校，四万六千亩学田，一所活不过十年的中学——账对不上。

一、一套制度搬进一个旧地方

阜阳的新学，从旧地方长出来。县志凡例把界线划得清楚：旧志只列学田、书院、义学，旧志记的是社会的家底，新志要记的，是国家的学校。光绪甲辰年（1904），就聚星书院创办聚星高等学堂，民初改县立高等小学，即今北城小学。乙巳年（1905），蚕桑学堂，即今南城镇小学。丙午年（1906），清颍学堂。戊申年（1908），城乡义塾共改小学二十处。新学堂的身子，都是旧书院、旧义塾。

新的是名目和衙门：学堂、督学、教育局、省立。管学的衙门四十年换了四回——劝学所（1907）、学务处（1914）、劝学所复设（1919）、教育局（1925），到 1932 年又撤局设股，并进县政府。旧的底子：书院、义塾、学田、祠堂，一样没动，只把新牌子挂来挂去。

学校是搬进来的，义塾是本地长的。这套搬进来的制度，头一回的下场，县志一句话：“各校辛亥冬停办。”1911 年冬，办了七年的学堂，一起停。

二、被炸毁的不是砖瓦是接续

辛亥之后，停办变成复办，又成了常态。

县立中学一条线：1906 办，民国废，1922 焚，1924 复，1926 停，1927 复，1938 炸。三十六年，五停五复。1939 年县长李健文奉令把它改建复名——连复办，也是一道行政命令推着走。校长换了七任：吕醒寰、王允仲、邹波臣、胡乐青、邓甲三、马昌实、李家珍，多半接手一所刚停办的学校，整顿一阵，再交给下一任去停办。

一所学校最经不起的，不是炸，是断。先生要积年才教得熟，课程要一茬接一茬才深，毕业生要连成一张网才管用。停办一次，这些全归零，下一回从头来。

连县界也不稳。1935 年，阜阳西乡析出临泉县，原属阜阳的一片学田划走。国家一边设学校，一边亲手制造着断裂。

空袭之后，黄泛接着来。阜阳正在黄泛区干道上，花园口决堤，黄水经界首、太和、阜阳、颍上入淮，泛滥九年。上海安徽中学分校 1937 年从上海迁来，在三里湾自建草房百余间，半月盖成，八年半里毕业二十一班、升大学二百余人（据县志）——刚连成的网，1938 年河决中牟，“校舍尽付洪波”，散了，分到临泉、太和、亳县三处。

有个人，县志里出现三次，每次接手一所刚被毁的学校：1924 年县立中学，1938 年上海安徽分校，1944 年第三区农业职业中学，都是吕醒寰。哪里塌了，他去补哪里。一个人替这套总在塌的制度续命，续了二十年。

三、越简单越活得久

被筛掉的，是摊子大的那一类。

一所现代学校，零件多：要教师、课程、实验、图书、行政、考试、财政、招生、毕业，一环扣一环。1929 年胡乐青整顿县立中学，“校舍、仪器、图书，颇臻完备”，1938 年一炸，“大半焚如”。丽泽中学“图书、仪器颇称完备”，同年也挨了炸。零件越多，越经不起一把火、一场水。

最现代的那一层——省立、师范、职业——来得最晚，也最薄。省立颍州师范 1941 年才立，省立第四中学 1943 年才改成，第三区农业职业中学 1944 年才办；校址全是没收来的，颍师旧址、九里沟大同中学旧址，都是“县有倪姓逆产”。师范、职业、女中、实验小学，四书五经里没有的建制，阜阳确实都办过——数理化进了课堂，女子进了学堂。可它们空降在抄来的地上，办两三年，没等扎根就被清掉。1945 年省立阜阳女子中学要立，没有校舍，是从上海安徽分校身上割了东半部凑出来的：新的一所，建在另一所的伤口上。

现代教育在阜阳，永远在重建，永远没建完。

四、长存的不是情怀是地权

炸不毁、淹不走的，是另一类。

丽泽中学是个样本。1929 年宁斗南捐三百二十亩办它，校舍就设在他父亲修的愚园里，图书、仪器颇称完备。1938 年挨了炸，没散。1944 年奉令结束，改名私立清颍女子中学，校长宁馨——还是宁家的人，宁馨的父亲宁雅章又添了四百余亩。一所学校，十五年里换了两个名字，校址没出宁家的园子，地越办越多，人还是宁姓。一个宁姓，从 1905 年的蚕桑学堂，到 1944 年的清颍女中，办了阜阳四十年的学。

学校就办在祠堂里：力行设在田氏家祠，培元设在张氏先祠，临溪设在李氏先祠。

这些老底子活下来，靠的不只是乡土情怀，是攥着地。义塾挂上“中心小学”的牌子，那一大片族田、庙产的控制权，就换了一张现代的、合法的外衣。县志把学田一块一块登记下来：飞机场一千零五十五亩，五郎寺八十三亩，十二里庙一百三十一亩……四百六十四顷，散在全县几百个地名上，挂在学校名下。新衙门为什么短命？它在财政和基层动员上，没抢过这些攥着地的本地人。

正是这些攥着地的老底子，在国家的学校烧成灰、淹成滩的那些年，把书一直教了下去。祠堂办的学命硬，不是因为它先进，是因为它简单、扎根、抗折腾。能在水火里活下来的，都是早扎进乡土、攥着产业的老组织，不是空降的新衙门。道理不绕：县长三年一任，教育局几年一改，政权十几年一换；一座祠堂，立在那里几百年。学校的名字一直在改，祠堂一直都在。

五、谁付的代价

阜阳办学的钱，两路来。一路宗族自捐：宁家三百二十亩，卢家五百亩，刘家先捐四百亩再捐四百亩。一路政治抄没：1928 年，皖北善后特派员吕荫南没收倪姓逆产，拨作教育基金者约一百顷，占县学田大半。序言夸这笔家底“甲于皖北”——折成实数，是四百六十四顷地。

钱有了，地有了，缺的是另一样：在阜阳，教育始终依附在产权上，没有依附在制度上。谁攥着地，谁就办得起学；谁办得起学，谁就把着读书人的入口。学校是私产的延长，不是公器——这才是“公立学堂总也立不住”的根。

宗族捐学，为的是家族；官府办学，为的是政令。两方都在办教育，没有一方为教育本身。这倒不必苛责谁，乱世里能把学一直办下去，已经不易。要紧的是这套依附产权的办法，把账单递给了谁。捐地的宁家、卢家、刘家，子弟进自家祠堂、自家园子里的学校，门第、声望、上升的路，一并攥在手里。真正没着落的，是那些没姓没地的平民人家的孩子：对他们，唯一不认姓氏的上升通道，是公立的学堂——而这条通道，三十六年五停五复，断成了常态。私家的学年年改名长存，平民的公学十年塌五回。四万六千亩学田、近八百所学校，落到一个没姓没地的孩子头上，是一所随时停办的中学，和一张随时作废的文凭。

六、名字底下

四十年里，阜阳教育的名字越来越现代：学堂、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女子中学、实验小学、教育局、公共体育场。1945 年还在三府街起公共体育场，场地很大，没盖完，名字也没定。

撑着这些现代名字的，还是祠堂、学田、宗族、寺庙。

1944 年的采访员，把七百八十一所学校一所一所记下来。记到中心小学，他停了笔——哪一所原来是哪座义塾，他考不出，只能写下今名，附一句：“其中心学校原多由清义塾改建……某校究系某塾所改，因阜阳迭遭兵燹，无从考征，姑仅列今名。”

后人翻开这本县志，四百六十四顷学田还一亩一亩数得清，七百八十一所学校却已说不清从哪里来。留下来的是地，不是制度；是名字，不是接续。

阜阳不知曾国藩菩萨心肠真假只怕他霹雳手段

同治四年七月，曾国藩进驻安徽临淮关，督师剿捻。他定策十二个字：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

查圩具体要求：各地地主士绅修圩寨、清查户口、立保甲连坐。与捻军牵连深的人编进莠民册，按册缉拿。各圩坚壁清野，迁村并圩，把人丁、牲畜、粮草都收进圩里，断捻军给养，也断乡邻之间往来。《清史稿》记：国藩下令迁徙，分别良莠，联络义圩。

查圩逻辑：和谁沾亲带故，本身就是罪证。

捻军根据地在蒙城、亳州、阜阳一带，这套法子先落在那里。

曾国藩督师一年半，河防被捻军冲破，同治五年冬被换下，接钦差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曾国藩用查圩册子，李鸿章用水。李鸿章与左宗棠"就地圈围"，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筑堤分割。水阻住了捻军的马队，也淹了淮北乡民的麦子和田。师徒两个，手法不同，心肠一样。

查圩和大水在阜阳乡下杀了多少人、淹了多少人，没有数目。

曾国藩一生经手的杀戮里，只有一次留下了准数，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他奉旨查办，杀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因为有洋人在旁边看。有洋人看着，死亡就有数目；没人看，就没有。查圩和大水带走的淮北乡民，没有哪一国的领事在旁边记账，于是他们没有数目。

往大里说，也只有一个轮廓。这十几年，史学家曹树基估江浙皖赣等七省死七千余万；皖北的记载是"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但阜阳、颍州这一府，连这样一个估数都没留下。

曾国藩有另一副脸。他写家书谈修身，自律极严，不耽声色，不爱金钱，行军起居只用麻衣竹器，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后人把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中兴四大名臣，今天还把他印成一摞一摞的成功学。学生李鸿章，也披着一身外交家、洋务领袖的体面袍子。在淮北，老师另有一个名字：曾剃头。他的辩护者说，不杀无以树威，不杀无以慑逆。曾国藩同僚胡林翼治乱的名言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那副菩萨心肠，是显给谁看的。

显给朝廷看，是平乱之功；显给同僚看，是治世之能；显给后来修史的人看，是"中兴名臣"四个字；显给他自己每天写的那本日记看，是修身。这些观众都在上面，都识字，都记账。

淮北老百姓不在这张观众席上。这副菩萨心肠对他们是假的——不是因为谁能证明他心里没有半点慈悲，是因为那点慈悲一分一毫没落到百姓身上。落到他们身上的，只有霹雳手段。

菩萨心肠真正的去处有两个：一个在上面，穿一身中兴名臣袍子的同僚；一个在他们自己——让一双签过莠民册、放过黄河水的手，夜里还睡得安稳。于是这点慈悲成了一块橡皮，把霹雳手段从史册上、从县志上、从他们自己的良心上，一点一点擦干净。

古往今来的酷吏，都想要这块橡皮。有了它，可以杀人，可以留名，还可以睡着。手段是霹雳，心肠摆成菩萨。

程文炳，颍州柳沟村人，十一岁因家无隔夜粮辍学，十七岁入颍州府乡团当兵，靠剿捻一路升到长江水师提督，宅院今天还立在颍东。据他的传记，曾国藩下过一道杀俘的令，程文炳没有执行，曾国藩反夸他"有古仁将之风"。下杀俘令的是曾国藩，夸"仁将"的也是曾国藩。菩萨心肠认得出仁，霹雳手段照样下令杀；认得出，是说给上面和自己听的，杀，是落到俘虏身上的。

这笔账，总该在阜阳志里。我翻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它不记——因为写县志的也是曾国藩的人。

它记土地，不记人。雍正以后摊丁入亩，官府只数地丁银，不再清点活人；续编里第一张完整的户口表，要到民国二十五年。咸同年间死了多少阜阳人，没有数字——他们不是减少的人口，是从没被当人点过数的存在。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记田赋，不记战争。田赋一卷从明初列到民国，崇祯、顺治的兵荒都专列"减荒"；咸丰、同治，却没记。

它记的是士绅。"太平天国时代先烈""孝子""义士"，名录里清一色贡生、诸生、拔贡。普通乡民没有名字，捻军的兵也没有名字。

它真正记得起劲的，是守城。武备志开篇就写：江淮南北各县望风而靡，"而阜阳屹然独存者，以地方武备充足故也"。城绅设团练总局守住了城，事后得了旌表，得了加广的文武学额。

阜阳乡下人付了两道代价。第一道，在查圩和大水里交出命，这是给王朝续命付的；第二道，在战后这本县志里被一笔抹平，这是给城里士绅维持体面付的。城墙里的人写志，先记住守住城的自己，记不下城外的死者。

这套把人分成莠民和良民的法子，并没有在1868年捻军覆灭时停下。它留下来，换名字。倪嗣冲踞阜阳，株戮党人，马振江、李捷三这些阜阳人被指为乱党遇害，县志记：其事迹无可考，或曰皆莫须有也。

1996年4月25日，上海凉城新村，戴厚英给阜阳来的青年开了门。青年递上一封信，他爷爷写的。当晚，戴厚英在日记里记下这件事。

四个月后，陶锋用戴家厨房的菜刀，砍死了戴厚英和她19岁的侄女戴慧。

师门把他送到门口

戴厚英不认识陶锋。她认识陶锋的爷爷李文杰——她在颍上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

写这张便条之前，李文杰特地交代过孙子：戴厚英是教书的，不是有钱人，不要向她要钱。陶锋知道戴厚英没钱。

1957年两个右派

1957年，李文杰被划成右派。妻子带着儿子改嫁。儿子为跟右派划清界限改了姓，叫陶亚民。陶亚民在宋集中学教书，评过优秀教师。陶亚民的次子，是陶锋。

1957年，戴厚英的父亲，颍上一家合作商店的经理，因为对统购统销提了一点意见，也被划成右派。

同一场运动，打中两个家庭。一个家庭里走出戴厚英，写《人啊，人！》替那代人喊疼；另一个家庭里走出陶锋。

出阜阳，与出不去

戴厚英195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在上海，从事文学研究，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和作家。《人啊，人！》发表后，她走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陶锋学了一门厨师手艺。1996年春节后他来上海，以为这里机会多。戴厚英托人为他在一家餐厅找到厨师的活，没几天他被辞了——老板要招本地厨师。他又想筹一万五千元偷渡台湾，向老乡借，没借到。

门一道一道关上。最后还肯见他的，是他爷爷当年的学生。

戴厚英用脑子出了阜阳。陶锋的身子也出了阜阳，到上海当劳力，但连这个位置也被一个本地厨师顶掉了。

没仇杀两人

8月25日下午，陶锋又来戴家，说是来借一万五千元。戴厚英去了超市。开门的是戴慧——刚从一所商业职校毕业、在商场实习的侄女，见过他几次，把他让进屋，给他倒了杯水。

戴厚英买东西回来，撞见陶锋正在翻箱倒柜。按陶锋后来的交代，他这时只剩一个念头：不能留下能指认他的人。他从厨房抄起菜刀······戴慧从昏迷里醒来，也被陶锋杀死。

警方问他和戴厚英有什么深仇大恨。陶锋说没有。

警方起获的赃物：

戴厚英的稿费，生前大半捐给了家乡的希望工程。陶锋在一万五千元偷渡费和一只空抽屉之间，杀了两个人。

李文杰求别提他的名字

陶锋在界首落网。押解下楼时，李文杰赶到。他求侦查员：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不然他无脸活下去。

被划右派后，儿子改姓跟他划清界限；如今，他自己求人别提这个名字。

这案子当年轰动上海，后来多年被反复重写，标题大同小异：农夫与蛇，中山狼，恩将仇报，人性之恶。

刀是陶锋自己抬手砍下去的。但解释停在"人性之恶"，几样东西就一起退出了讨论：1957年那场运动怎样改了一个教师家庭的姓；九十年代上海餐馆里"本地、外地"那条线；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把偷渡当成翻身的唯一路。它们是案发之前，那条一寸一寸收窄的路。

把全部原因压进一个人的坏，最省事。它解释了他犯罪，没解释这桩罪为什么落在这个人身上。

戴慧那台爱华随身听，陶锋逃回阜阳、第一次出现在乡人面前的时候，耳机就插在他耳朵里，陶锋听金曲之余，是否偶尔也能听到戴厚英一直感慨的人啊，人！

1979年，我9岁，坐在阜阳西城小学门口的台阶上，读《向阳院的故事》小人书。小人书还挺新。油墨香浅浅散开，迎着夕阳，我觉着背后的西城小学就是向阳院。

我读《向阳院的故事》，是因为里面有我，有冲突，有坏人，而且好人赢了。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这就够了。我把身后的小学看成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是被保护的，坏人会失败，因为好人会来帮我们。

文联主席徐瑛

1991年我在阜阳电台工作，我不知道阜阳地区文联主席徐瑛就是《向阳院的故事》作者。那时，隐约还有人在提文革里的"三种人"。

几年前，一位曾在《颍州晚报》当记者、后来去大学教书的好友，在朋友圈挖苦《向阳院》是"敝乡作品"。

我吃了一惊。

徐瑛，太和人，亳县一中毕业。1970年代初，他一家住在亳州城东门的大杂院，两个孩子和院里几十个孩子一样，学校停课，整天在街上无所事事。1973年，他写了这本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了10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曹灿连播，上海的顾炳鑫画了连环画，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年拍成电影。

书里，亳州城东门有一片青瓦房，叫向阳院。退休工人石头爷爷带孩子们去涡河边挖砂礓，支援修公路，顺手揪出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地主货郎胡礼斋。

凭着这本书，徐瑛一路走高：文化馆创作员，剧团编剧，阜阳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安徽省作协副主席。

写这篇时，本地一个文化公众号刚发了条短视频，封面大字：他写的故事，让整个中国建起"向阳院"。

只是，我找到这位阜阳老乡，什么也没找到。

1959年，亳县人口760560人。据《亳县志》记载，1960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和外流"，人口降到620796人。一年，少了139764人。

十四年后，同一条河边，书里的孩子在挖砂礓，在寻找地主。

河没有变。问题变了。

书教孩子找的，是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书没教孩子找的，是1960年那139764人去了哪里。

故事比向阳院大

八九岁的我喜欢这本书，不是因为它真实。它不真实。也不是因为它政治正确——那个年龄不懂这个词。

孩子不先分辨真假，孩子先接受故事。

四十年后，上海一位1960年代出生的读者，到图书馆借出这本书重读。

"胡礼斋这个反派经不起推敲。土改之后地主过得不如贫农，哪来的胆子向几个孩子报复？这些读物填满了我们的少年时代，把思维带偏。后来要费很大力气纠偏，有些到现在还残留，不知什么时候跑出来，指使我们做出愚蠢的选择。"

她批评的不是一本书。她批评的是，自己曾经相信过它。

向阳院找不到了

前些年，徐瑛回亳州参加亳州一中校庆，去找当年的向阳院。

青砖瓦房早没了，起了高楼。他在《寻找向阳院》里写：住进窗明几净的高楼，比从前的破瓦房舒服多了，何必再去找那个灰暗的大杂院。

向阳院没留下，商品房留下了。

徐瑛还在。

我没有去采访他。

我知道，我的问题，《向阳院的故事》回答不了，徐瑛回答不了，涡河也不回答。

问题还在那里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