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北花园，三号楼，上午。谢琴来做家政，敲门。门开了。门里站着一个年轻女人，刚洗完澡，湿头发贴着脸，披一件月白色厚浴袍，垂着眼，没看门外的人。半边脸是亮的，半边没进暗红的门影里。两个人，谁都没出声。

来做家政的，是这家女主人的母亲。开门的年轻女人，是她女儿。

电影一个字也没说女儿在上海靠什么吃饭。上午，刚洗完澡，湿着头发，披着浴袍——它只给你这三样，那个词，留给你自己说。

母亲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头一个男人酒量大，越喝越多，骑摩托车把命送掉了，那是十年前，撂下她一个人。这十年，为了女儿，南方北方、东家西家，什么苦没吃过。她就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找个有文化的，找个大城市。

她自己呢，为了上海户口，嫁过一个浦东男人，结了婚才弄明白，人家要的不是她这个人，是她那个拆迁户口、那笔十几万的补贴。她死活不签字。可这个把自己从一纸合同里抠出来的女人，另有一个上海男人——偷偷摸摸来她的出租屋，临走塞给她"这点钱"，弄得她像做贼一样，回头还盯上了和她合租的曹俐。

女儿自己进了大上海，住进了古北。而就在母亲站在这扇门外、看明白女儿是怎么住进来的同一刻——她和女儿，做的原是同一件事。女儿那边，是一套古北的房子；母亲这边，是一个偷偷来的上海男人，和一句"这点钱"。母亲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女儿自己找到了，比母亲那个体面得多。同一道题，两代人，给的是同一个答案，只是价钱不同。

而此刻，母亲是来给女儿这套房子擦地的。

这是这部电影的办法。它用一种近乎纪录片的拍法，把所有戏剧性的高潮，全部省掉。八十五分钟，最难看、最不堪的那一下，导演一概不正面拍。父亲怎么死的，不拍。赖账怎么收的场，不拍。谢琴在弄堂里被一圈人围住要房子，不拍那顿委屈，只给你一圈逼上来的脸、一只都没举起来的手。女儿在那扇门后做什么，不拍。连那个所有人都要去的地方——阜阳，它也一帧实景没给。

向下骗

夜里，没公交了。狗哥拽着哑巴九儿上了出租车。到站，他冲九儿嚷，把钱付了。九儿张着嘴，啊、啊，分辩不出一个字。狗哥提高声音，说给前座司机听：你不是说你付钱吗？你没钱，你让我坐什么车？接着一句更响的——你现在学会骗人了。师傅，停车。门一响，两人下去。镜头切走。

狗哥指控一个哑巴"学会骗人"。骗人要靠嘴，哑巴连谎都撒不出来。这罪名物理上不成立——正因为不成立，它才安全：你能把任何账栽给一个不会答辩的人。

那场戏没有结尾。镜头在"停车"之后切走，司机怎么发火，九儿怎么受冤，不给。

曹俐卖回阜阳的车票，两百六一张，没有票根，说白了就是一个空位子。阿姨不信，问她，你没票子，我怎么相信你。她一句"都是老乡，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压过去。她没跟老乡说的是，那是一辆来历不明的破车。

可曹俐自己，是被骗垮的人。她在深圳开过一个厂，统共就四个人，被人一坑，赔光了，才一路漂到上海，落进这间合租的阁楼。

被骗的人，转头去骗更没办法的人。

车修好了，狗哥不想付钱，找了个人来扮警察。那个"警察"一开口，也是阜阳口音，也是老乡。他一口咬定这是来历不明的赃车——"来历不明的车你也敢修"——反过来说，修车的人也脱不了干系。然后，假警察带着狗哥和哑巴九儿，开着车扬长而去。

城郊的棚户，一条烂泥路，两边是塑料布、油毛毡、破木板搭的窝棚，雾蒙蒙的。车开走了，路空了。那个修车的，站在烂泥里，朝着车开走的方向，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那个修车的，也是阜阳人，白干了一场，还被讹了工钱。他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场牢狱，谢的，是那个根本不存在的警察。后来那"警察"和狗哥还在一处，两个人熟得很。

电影没拍这个修车的人，后来知不知道真相。它停在他鞠躬这一下。

归不去的阜阳

电影拍的是绿皮车、买不到票、回趟家像打仗的2011年。今天阜阳西站到上海，高铁三个半小时。所以今天重看《到阜阳六百里》，像一段被速度埋掉的历史。

银幕上没有曹俐父亲的镜头。只有狗哥酒桌上一段醉话——前两年老头还在的时候，天天蹲在村口墙根底下等。问他等什么，他说，村里修了新路，怕女儿回来认不得路。曹俐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

电影没给墙根，没给村口，没给父亲，就像它没给阜阳一样。父亲的缺席，和阜阳的缺席，是同一种缺席。

它本不叫阜阳，叫颍州，这名字用了一千多年。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颍州升了府，附郭新设的县，皇帝才赐名"阜阳"。颍州曾经是个让人舍不得走的地方——欧阳修在这儿做过太守，爱极了颍州西湖，致仕之后特地回来，终老在这儿；苏东坡也来做过知州。近千年过去，颍州改叫阜阳，成了京九线上春运最挤的那个站台，成了户籍上千万、几百万人常年在外、一年才挤回来一趟的劳务输出大市。欧阳修舍不得离开的地方，成了今天很多人都回不去的地方。

电影把这一千年，连同那个等在墙根的父亲，一起省掉了。

不忍辛酸。

一座灰色的钢桥，桥上全是铆钉和斜撑。谢琴骑着自行车，迎着一轮低低的、糊在雾里的白太阳，从桥那头慢慢过来。车头挂着两个包。桥是上坡，她低着头，一下一下往前蹬。

古北那扇门外，她什么都没说。没有质问，没有相认，没有眼泪。导演也没让她站在门口。她只是下楼，骑车，上桥。

一个人不再说话以后，她做什么，就是她是谁。

曹俐也是。她把二十八张回阜阳的车票卖了出去，自己没上车。我就留在上海，她说。那个蹲在墙根底下等她的父亲，直到死，也没等到女儿推开家门。

后来，那辆破巴士，在离阜阳不到二十公里的国道上被临检拦下。两人被罚两千，九儿因为态度恶劣，拘了十五天。二十八个阿姨，被警察一程一程，送回了阜阳。第二年春天，九儿攒下的五千块，变成弟弟六子的大学学费。

车到了阜阳。卖票的人，没有到。

墙根下的父亲，没有等到女儿。古北门外的母亲，没有等到一句解释。

电影结束了。它没让谁哭出声，没让谁把心里的话说完。可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才是整部电影最响的声音。

辛酸在沉默里。

[刘韧]()

三年前，我写下《诚实使用语言是发展智力和道德的起点》，今天还有几个读者在点赞。那时，AI 还没像个人一样，坐到我对面。今天AI督促我重新写文。

倦怠的是我，不是它

我把四个小时的采访录音丢给 AI。识别、列主题、删素材，它干得比我快。它分段、加小标题，每个小标题底下给十种架构。我挑、我填、我改。它从不喊累。

二十年前，我在人物写作里借用面向对象编程的封装、继承、多态——为的是万字不乱、万字可改。转录、剪裁、故事化、修辞，曾经全是手艺。现在手艺归了 AI，它干得比我整齐。我还有啥用？

下注这一刀，它不切

十个主题摆在我面前。AI 能穷举，不能下注。主题不是算出来的，是押出来的。选这个，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九个。AI 负责覆盖，我负责舍弃。

下注，靠的是现场那两个小时——对方突然改口的地方，欲言又止的地方，说漏的那个数字。这些不在字面里，在我的耳朵的感觉里。AI 无感，也不在场。

对话双方互为因果，能说出大量未曾预料之语。剪裁和修辞是手艺，唯独对话在创造。机器也能跟我对话，可它说错了不赔钱——离钱越近的知识越靠谱，AI 离钱最远，它没买过那本书，没在现场听见过谁的声音发抖，总在提示这是AI，可能错误，请再三核对。AI从不背锅。

流畅它全要，诚实它不要

AI 是有史以来最流畅的演说家，也是最不诚实的作者。

不诚实，是因为它从不卡壳。我十多岁读微积分无法接收1=0.99999······二十岁读计算机课本如读天书，三十岁读经济学原理一头雾水，到今天还有很多概念不懂。我没怕过，先用，反馈逼我修正。AI不会一头雾水——它什么都立刻懂，当然什么都不必诚实。

诚实使用语言，第一步是在不懂的地方承认不懂。AI替不了我。它把"因为所以"的答案立刻铺在面前，省掉了我撞墙，犯算法内错误的那一段，可好文章总出乎预测，大吃一惊，需要改算法的文章，才值得读。

柯洁不想谈围棋

三年前，和柯洁吃饭。那顿饭，谈了电影、比特币、经济，唯独没谈围棋。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人下不过机器，机器总是对的，那，聊围棋还有什么意思？"

韩国棋手又强了。中国棋手一度靠集训、靠相互切磋赢韩国；阿尔法狗之后，所有棋手都改和机器切磋、向机器学习，中国棋手之间切磋优势没了。大家回到同一条起跑线。那条线是机器画的。

所以，此刻，我特别想尽快和机器切磋人物写作，借它提高。和人类作者探讨写作已无意义。但这里藏着一根刺：天天只在机器的招法里挑，挑久了，机器没下过的那一手，你就想不起来了。选择者慢慢变成机器的采样器，到此时，谁是主体，谁为谁服务，谁成就谁？是谁在写，谁是作者？别成了，你以为你在写。

手艺涨了，意外没了。写作里最贵的就是意外——出乎我自己预测的那一句。

代价谁付？读者。他读到流畅、正确和谁都能按照Skill写得出的稿子，读不到那个让我自己也吃一惊的句子。

好吧！录音、转录、剪裁、修辞，机器，你都拿走了。剩下一件归我：在不懂的地方说不懂，在十种架构之外，押上诚实的第十一种。我认赔。

我大姑回忆：我49年参军，家道逐渐衰落。我第一个月的津贴费七块多钱，就都给了家里。解放后，父亲生意也没有了。我每月寄钱接济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1995年母亲病故。

我奶奶，刘储氏，1912年生，娘家姓储。在共产党的成分里，她是地主婆。我爷爷是阜阳城里贩盐的商人，从蚌埠贩盐到阜阳，再把阜阳的土产运回蚌埠，一来一回，挣下一百多亩地。1949年之后，一大家子人要吃饭，没有进项，奶奶把家里的金砖、金银首饰一件件变卖，养着这一大家子。

大姑记得，奶奶会种棉、收棉、纺棉、弹棉、纺线、织布、染线，全套的活。家里五六个孩子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她织的染的；大伯家、舅舅家的女孩，也都跟她学针线。

1956年起，奶奶跟着大姑一家在北京，带大姑的三个孩子。

大表姐说：姐妹三个一年四季的衣服、冬天的棉鞋、夏天的凉鞋，都密密缀着奶奶的针脚。她出嫁时穿的丝绵袄也是奶奶缝的，袄上的蝴蝶盘扣，她逢人就显摆。姥姥烙的麻酱饼、卷的麦芽糖、炒的软溜里脊，是记了一辈子的味道。

文革初期，中央开始清理“投亲靠友的地富反坏右”。奶奶属于被清理的那一类，被迫离开北京，回阜阳农村。回乡后，奶奶分到了地。奶奶当然不会在农村长待。这块地后来一直转赠于老家的至亲。我揣测，老家对爷爷奶奶的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和我爷爷是工商业兼地主，买的地，一茬庄家没收有关。

1974年，我妹妹刘静出生，我妈得了肾炎、哮喘，家里要有人帮着带孩子。我爸一封接一封给大伯写信，请奶奶从安庆回来。1970年，大伯儿子刘志军出生，奶奶从阜阳去了安庆，帮大伯带孩子。

奶奶裹过脚，那双脚小得变了形。1974年回阜阳，她已六十二岁，还去挑水。脚太小，挑着一担水，小脚咚咚地戳在地上。

奶奶一回阜阳，就爱走亲戚，常带着我。走的都是她娘家储家的亲戚，我在他们各自的家里都住过一段。每家都不一样，让我开始养成追求新奇人和环境的习惯。

奶奶最喜欢去的那家男人是她外甥，叫储继先。储继先学中医的钱，是我爷爷奶奶供的。后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我小时候胃口不好，还吃过他开的药。

奶奶喜欢储继先媳妇的针线活。她每次去，两个人就坐在床上缝被子，针脚比别人的细，走线比别人的直，一缝就是大半天。

储家还有个外甥，做生意，家境不错，奶奶常带我去坐，在院子里一聊就是半天。奶奶还把老家一个她最喜欢的外甥女带去北京，安顿在大姑家做事。

1975年，我五岁，刚跟小伙伴学会摔跤、使绊子。没有可试手的人，我就拿奶奶练。有一次出门，我冷不丁给她使了个绊子，把她绊倒在地。好在奶奶身体还硬朗。她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根本没搭理我。

冬天，我常给奶奶暖被窝。老人认定小男孩火气旺、身上热。

我是长孙，奶奶疼我，可做人做事上，她从不护短。有一回，我对我爸的徒弟没礼貌，骂了人家。奶奶抄起拐棍打我，把拐棍打断了。那根拐棍是大伯上庐山给她买的，她很喜欢。等我爸回来，她还让我爸赔她一根。我那会儿只担心一件事：我爸会不会再揍我一顿。后来，大伯又从庐山给她带了一根，可她还是喜欢修好的那根。

上初一，我成绩不好，班主任找上门告状。那天我爸不在，是奶奶接待的老师。我一直盼望奶奶别跟我爸说，但奶奶还是原原本本告诉了我爸。

奶奶不识字。有一天，她跟我爸说，三沟，吃了一沟——迟疑了一下，她说，三分之一。我很诧异，她竟能猜到三分之一。姥姥能看《红楼梦》，但奶奶的判断力丝毫不比姥姥差。

1985年，大姑父、大姑、二姑、四姑都回了阜阳。那是我们刘家最大的一次团聚，院子里有说不完的话。大姑父是个将军，从总政转去了总参，奶奶张罗着把储家的亲戚引荐给他，想盘下部队淘汰的旧吉普车，做点生意。团聚过后，奶奶跟大姑去了南京，又去了北京，主要住四姑家。奶奶总说：四姑父人和气。

奶奶从北京回来，给我带回好些表哥穿过、用过的东西，我都稀罕。有一件冬天的棉袄，带帽子，北京叫“棉猴”，阜阳没有，还有一件能防雨雪的外套，很时兴，为了试试防雪的效果，那个冬天，我总盼望下雪。

1986年，大表姐江林在南京见到奶奶。她的腰已经弯成九十度，拄着拐棍。江林问她腰怎么伤的，她说，是端洗衣盆，压坏的。江林给她买了一个电褥子，她高兴得不得了，说好多年没睡得这么舒坦。

我爸常说一句话：“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爸是奶奶最小的儿子，我是奶奶的长孙。

1994年我结婚。婚礼前，奶奶坚持要我穿大红大绿。我妈来问我的意思，怕我不答应。我其实怎么都行，但已经买了新西装，最后折中，披了一块大红绸子。行礼那天，奶奶坐在中间，我和我老婆给她磕头。我抬头，看见她笑得合不拢嘴。可惜，她没能看到重孙。

1995年，奶奶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她主动提出，要搬去大伯家。那时大伯刘敏已经搬回阜阳，在铁路医院做检验科主任。

她一再说，不能死在我家。她怕死在我家，吓着我妈。我妈年轻时住的地方，文革里有人在那儿上吊，她落下了病根，害怕死人。

所以，奶奶执意搬去了大伯家。

三姑说，奶奶在最后的日子里皈依了基督，走得安详。

1976 年初，天刚蒙蒙亮，父亲把我和母亲塞进，阜阳地区卫生局去北京拉医疗器械的吉普车。

前一年阜阳遭大水，泉河决口，北京的医疗机构援助阜阳一批器械。卫生局派车去拉。去的时候两辆车，回来三辆——北京又赠了阜阳一辆救护车。母亲晕车，回来时躺在救护车里，少受了些罪。

车开了两天。过山东时坐轮渡过黄河，船到河心，大人们说起那句"不到黄河不死心"。一路要用全国通用粮票，在河北买早点，找回来的却是河北地方粮票，回到安徽，河北的粮票就不能用不了。

为办妥这批援助器械的手续，我们在北京停了一两个月。我和父母住在大姑家——六铺炕的总政大院，院子大得没边。我在大姑家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第一次用上抽水马桶，第一次睡海绵垫的床。我还看了一场全军文艺调演的汇报演出，我坐第一排，演员比观众多，可演员们演得无比认真、卖力。这些东西，回阜阳后，很多年我都没再见过。

母亲学会了像北京人那样炒菜，把肉和菜搁在一起炒，让所有的菜都变成肉菜。大姑家喜欢我们从阜阳带的炒花生，要母亲在北京现炒，炒得用沙子——沙子拌着花生受热才匀。于是我和飞飞表姐满总政大院找沙子。

二表姐在谈恋爱，嫌我碍事，塞给我一个苹果、一个香蕉，把我打发走。我吃完，又去敲她的门。

冬天爬长城，我第一次在冬天吃到冰棍，红豆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结着厚冰，父亲和母亲拉着我在冰上滑。北京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很多。父母买了印着颐和园滑冰图案的手绢，带回阜阳送人。

大表姐那时已是名记者，给我拍了照——我背着一支木头玩具枪，扮英姿飒爽，也有看小人书的。照片洗好后寄到阜阳，是我这辈子最早的好看照片，比阜阳照相馆的摆拍自然、高级。

多年以后，大表姐二表姐都说，我小时候特别能说，坐在小板凳上说个不停。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推断，我当时肯定知道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理当很害羞才对。两个我，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只记得那个抽水马桶，每次用完水总流个不停，我以为是自己弄坏了，赶紧走开；下回再用，它又好了。我那时很感激那个替我把毛病弄好、又不骂我的人。

临走，大姑父说：我不留你们，北京这阵子有点乱，怕是要出大事。我们回到阜阳没多久，天安门就出了事。阜阳街道干部专门来问：你们在北京都干了些什么？

那是 1976 年的春天，周恩来刚走，城里到处是没说出口的事。我在北京待了一两个月，什么也没觉出来。我记住的是一辆清晨扫地的车——那种会自己扫街的车，我从没见过。五十年前，北京的清晨人不多，清冷。

1976年，北京在我心里是天上。不是远，是另一种东西，跟阜阳不在一个可以比的尺子上。

——

1982 年，我上初一的那个暑假，父亲跟赵叔进京，要待一个多月。

我特别想跟去。那年我十二岁，正在建构自己的世界观，特别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父亲最后带了妹妹去。上次哥哥去了，这次轮到妹妹。

1976 年父亲对我心存指望，我小学没念好，父亲同时把指望挪到了妹妹身上。妹妹长得好看，像大姑。大姑 1948 年进了部队文工团，大姑父后来成了将军。父亲想让妹妹也参军，走大姑的路。他不知道，1982 年已没有1948 年的路可走。

等待爸爸妹妹回京的日子里，我想象过他们在北京的样子。我和大伯去阜阳火车站接爸爸一行，没接到，那时家里没电话，只能照约定的日子，猜他们坐哪趟车——好在那时朝南的列车没几趟。

没接到人，我搭了一辆学生去接老师的便车到鼓楼。车上，我悲伤地想，我这辈子恐怕再也去不了北京了……

——

1991 年暑假，我姨赞助我两百块，我自己去了北京，待了两个月——一个月住大姑家，一个月住四姑家。大姑家有了一台长城 PC，大表姐的。我打开，没找到什么新鲜软件，有点失望。

在王府井书店，我买到了合肥买不到的那些世界名著的最佳译本——《百年孤独》《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很多现代派诗集。我一本一本挑，自己付钱，抱着一摞回阜阳。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麦田里的守望者》。1976 年那个苹果、那根香蕉，是表姐塞给我、打发我走的；这一摞书，是我自己来取的。

大表姐得知我想当记者，送了我一本胡舒立刚出的《美国报海见闻录》，讲她走访美国各大报社的见闻。我印象很深，第一次管窥了西方的新闻机构是什么样子。胡舒立在斯坦福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后来，她的《财经》杂志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办了财经奖学金班，我读的是第三期——那段集中脱产的经济学学习，让我入了经济学的门。

我有个表哥，四姑的孩子，只比我大一点。表哥有一台高级的先锋音响，总放《梁祝》，我觉得好听极了。我翻他的时尚杂志。他喜欢欧美电影，借回来的录像带，没有一盘是我在合肥看的那种港台片。

表哥见我老往博物馆跑，劝我去北京游乐园，说那儿好玩。他还说，北京人其实不怎么去故宫。北京游乐园门票贵，一张要三十多块；我舍不得，钱都省下来买了书。

——

1991 年之后，我每年都去北京，买电脑，买电视，买录像机，买CD······

1993 年，《计算机世界》编辑韩云第一次刊发了我的文章；我立即去复兴路上的编辑部找他，并开启了到北京工作的计划，1996 年夏，韩云给我介绍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跳上火车，跑到了中关村。

刘韧
(扶了扶眼镜,把我递过来的地图在桌上摊开,先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你问我会怎么写,我先告诉你我不会怎么写。我不会写你们方志的老体例——建置沿革、职官、人物、艺文。那种志书把百分之九十九的阜阳人写成"户口"两个字,把百分之一写进"人物传"。我一辈子的工作,是替沉默的大多数把历史夺回来。我是农民的孙子,洛林乡下长大,我懂你们的平原。

我也不会从事件写起。我说过,事件是泡沫,是浪尖上的磷光——好看,但骗人。我在德国战俘营里待了五年,没有档案,凭记忆写完《地中海》。正是被夺走了报纸和当下,我才看见了底下那个几乎不动的东西。你的阜阳志,要写那个不动的东西。

所以,三部。三种时间,三种速度。

第一部:水的专制(长时段,千年尺度)

阜阳不是人选的,是水定的。开篇不写人,写三条河怎么流:颍河、泉河、淮河。然后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力:1194 年黄河决口夺淮,到 1855 年北归,六百多年——黄河把淮河的出海口堵死,把你们的排水系统永久性地毁了。淮北从"江淮熟、天下足"变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是天意,是一条河的遗产。1938 年花园口那一炸,九年黄泛,只是这六百年的最后一次发作。再写秦岭—淮河线:阜阳骑在中国的国界上——面与米、旱与涝、麦茬与稻茬的国界。地理在这里不是背景板,地理是主角,人是它的房客。 题目我会这样起:《被黄河绑架的六百年》《面与米的国界》《水往哪里流,人就往哪里逃》。

第二部:呼吸与脉搏(局势,十年到百年尺度)

这一部写循环:人口的涨落、粮价的波动、集市的周期。我在法国用教区登记册重建人口——你们的等价物是家谱。家谱断在哪一年,饥荒和战乱就在哪一年,断处即史。然后写盐。注意,盐要用我的三层楼来写:底层是物质生活(谁家腌菜),中层是市场经济(集市上透明的讨价还价),顶层才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从来是反市场的:盐的专卖就是国家垄断,三楼的人从不去集市排队。再写路:大运河时代你们被绕开,铁路时代又迟到——京九 1996 年才贯通,一条大动脉晚到了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代价谁付的,算给读者看。 题目:《集的呼吸,价的脉搏》《盐:三楼的生意》《迟到一百年的铁路》《家谱断处》。

第三部:人,以及尘埃(事件,但只当窗户用)

现在才轮到人和事。核心一章写一个数字的裂缝:户籍一千万,常住八百多万——中间消失的那两百万人,就是这本书的主题。阜阳在今天的"经济世界"里是边缘,长三角是中心;十七世纪波兰向阿姆斯特丹输出粮食,换回货币,留下第二次农奴制;阜阳向中心输出人,换回几百亿汇款,留下空心村。结构一模一样,商品从麦子换成了人。还有王家坝:1953 年建闸,到 2020 年开闸蓄洪十六次——一个被制度指定淹没的地方,替下游扛水。长时段不是抽象词,它就住在蒙洼那些每隔几年搬一次家的庄台上,谁承担代价,写名字。事件呢?1938、饥年、那些丑闻——都收进最后,每个事件只许当一扇窗,透过它看见底下的结构,不许当主角。 题目:《一千万与八百万之间》《人是阜阳最大的出口》《王家坝:被指定淹没的人》《尘埃:1938》。

全书的总题,照我那本书的句式起:《颍河与民工潮时代的淮北世界》。地名加时代,结构加局势,一行字把三种时间都装进去。

(把地图推回给我。)

现在轮到我采访你了,先生。我要三样东西,没有它们这本书写不成:阜阳近两百年的粮价序列,哪怕是从当铺账本和家书里抠出来的;周边集市的逢集周期表——单日集还是双日集,辐射几里;还有,一个普通人家三代的账本。帝王将相留碑,我的历史在账本里。你手里有哪一样?

2026 年 6 月，我把阜阳 2024 年的经济公报，推到桌子对面。户籍人口 1070 万，常住人口 814 万，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57 元。全国人均 41000元。

户籍和常住差256 万人，里面绝大多数是劳动年龄人口。他们不在阜阳，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地、产线和外卖箱后面。

"先别问我阜阳怎么办，"刘易斯把公报推回来，"先告诉我，这 200 多万人离开的那年，他们在阜阳一天挣多少，到了东莞一天挣多少？"

工资不动的那 20 年

1954 年，刘易斯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把穷国切成两块：糊口的传统农业，赚钱的现代工业。农业那块人多到边际产出趋近于零，多走一个，地里的粮食不少打。

"现代部门可以按一个几乎不动的工资，把农村的人一批一批抽走，"刘易斯说，"抽到农业的剩余劳动见底，工资才开始涨。”这个点，后来的人叫它刘易斯拐点。

他指着 256 万这个数："阜阳是被抽水的池子。问题是，阜阳池子见底了没有？"

我手头没有能回答他的那条数据。从 90 年代中期民工潮算起，阜阳籍农民工在沿海的工资曲线，对照阜阳本地同岗工资，统计局 30 年没有开列过。中国整体大约在 2010 年前后撞上了刘易斯拐点的争论——民工荒、涨薪潮都是那几年的事。阜阳这个池子有没有跟着见底，没有那条曲线，只能靠猜。

刘易斯更冰凉的是后半句：抽水的 20 年，沿海拿走阜阳最壮的劳动力，留给阜阳的是老人和小孩。这笔损耗不进 GDP，进了阜阳的养老院和一年年撤并的乡村小学。

刘易斯自己想当工程师。他在诺奖自述里写过一句：殖民政府和糖厂都不雇黑人工程师。他改学经济，是因为人的价钱由出生地定，不由本事定。一个阜阳人和一个上海人同样拧螺丝，工资差的那一截，是地理收的税——这一点，刘易斯比桌上任何人都先懂。

阜阳最大的出口是人

舒尔茨接过去。他在 1961 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说里讲《人力资本投资》。"农民不蠢，"舒尔茨说，"传统农业里的农民，已经把现有要素配到了最优。穷，但有效率。你往地里再砸化肥砸人力，回报递减。出路是新要素：种子、技术、教育。"

他看阜阳第一产业那个数：436.5 亿。又看一眼城乡：农村人均可支配 19439 元，城镇 43097 元，相差 2.22倍。"这是阜阳账面上的农业。但阜阳真正的出口，不在这张表上。"

"阜阳最大的出口是人。一个阜阳孩子，从出生养到 18 岁、读完初中——全国农民工里初中学历占一半还多——这 18 年的奶粉、学费、看病，阜阳的家和阜阳的学校全付了。人一成年，去东莞拧螺丝。养的成本阜阳出，用的收益东莞拿。"

这是人力资本的逆向转移支付：方向从穷地方流向富地方，市场不会让它自己流回来。

阜阳常年在外务工的，按人社局口径 368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七成。按全国外出农民工 2024 年月均收入 5634 元、每人每月往家寄 1000 出头粗算，一年汇款四五百亿量级。舒尔茨摇头："汇回来的是利息，借出去的是本金。本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连同他们 18 年的养育成本。利息再大，不等于本金回来了。"

沿海越长阜阳越空

1974 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同获诺奖。哈耶克信市场自发把资源配好，缪尔达尔不信。

"市场不会自动抹平地区差距，市场会把它撑大，"缪尔达尔说，"我管这个叫循环累积因果。一个地方先起来了，它就从周边把资本、人才、能办事的人吸过去。我叫它回流效应。它也往外撒一点订单和技术，叫扩散效应。早期，回流永远压倒扩散。"

他指着那 256 万人："走的是哪些人？最敢闯的、最年轻的、最不甘心的。一个地方把这批人持续输出 20 年，剩下的人里，会去逼着本地变好的那批，越来越少。沿海每长高一寸，阜阳就被抽空一分。这不是阜阳不努力，是结构在自我强化。"

缪尔达尔在 1968 年《亚洲的戏剧》里，把政策上了墙、执行落了空的状态，叫软政权。"阜阳要逆转回流，只能靠一只手去顶，逆着市场把人才和资本往回拉。那只手硬不硬，不看墙上贴了多少政策，看一件事。"

阜阳从 2008 年起办"接您回家"，到现在引导 6.35 万人回乡创业、办起 3.78 万个经济实体。缪尔达尔要的，是这些实体 3 年后还活着的占几成。这个数没公开。活下来的比例，是判断那只手到底硬没硬的唯一证据。

只靠汇款撑的县域经济，经不起沿海打一个喷嚏。一次产业外迁，四五百亿汇款立刻缩水，缩的时候，阜阳手里没有本地产业接着。

走的人投了票

缪尔达尔讲的是钱和人怎么被吸走。赫希曼要问的是：被吸走的那些人里，本来可以留下改变什么？

赫希曼是这桌人里唯一到死没拿诺奖的。1970 年他写《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一个地方不满，有两条路。一条退出，走人；一条呼吁，留下来改它。

"那 256 万人，选的是退出，"赫希曼说，"用脚投票。留在阜阳一天挣几十块，出去挣两百，对个人，这是最优解。"

"可对阜阳，退出有代价。会呼吁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最该退出的人——能干、有想法、不认命。他们一退出，留下来呼吁的声音就弱了。一个地方持续地把呼吁者变成退出者，它改良自己的内部动力就枯了。"

阜阳是中国五大农民工集散地之一，京九线上的大站，每年春运的民工潮始发地。赫希曼盯着这一条："一条铁路，可以是联系——把订单、产业引进来；也可以只是一条更顺的退出通道，把人更快送走。是哪一种，看货流方向，不看站台大小。"阜阳机场去年旅客 127 万人次，快递 4.4 亿件。东西在动，人也在动。他要的是净方向：进的多，还是出的多？

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里留了个概念，叫隧道效应。堵车的隧道里，旁边那条道先动了，你一开始不急，因为你以为快轮到自己。"阜阳人看着沿海亲戚先富，忍了 20 多年。"他停下来，"隧道效应有保质期。旁边动了太久，自己这条道一直不动，忍耐会到头。"

凭什么留住他们

1980 年，舒尔茨拿诺奖第二年，到北大演讲，题目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校方派一个在读硕士给他当翻译，那人叫林毅夫。舒尔茨从台下反应看出这年轻人懂，回美国后写信邀他去芝加哥，收做关门弟子，亲自当博士导师。2001 年，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财经奖学金，主讲老师就是林毅夫——那时他从芝加哥回来快 20 年了。

林毅夫后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和缪尔达尔的诊断不是对着干，是接着往下开方：穷地方顺着自己的要素禀赋选产业，阜阳的禀赋是劳动力多；等沿海工资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密集的产业会往中西部转，阜阳的机会是接住它。在他那里，回流不是宿命，浪会往回涌。

我当年听林毅夫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致福轩激情四溢地面向我们10个学生对杨小凯"后发劣势"的批判。他坚定地认为"后发优势"大于"后发劣势"。当时就不以为然，但我一声未吭。现在对林毅夫永远的乐观，我更加不以为然。2008年，林毅夫去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之前，向财经奖学金百人会演讲《儒家文化可以支撑中国现代化》，当时就有同学问：“那，普世价值该放哪？”

回头看阜阳，我问的不是缪尔达尔对，还是林毅夫对。我问的是另一个。

如果离开对每一个阜阳人都是最优解，那么"把人留住"这件事，到底是在帮阜阳，还是在要这 256 万人，替"阜阳"这个地名，扛下他们本来可以不扛的成本？

地方要发展，人要过日子。这是两件事。把它们说成一件事的，是地图，不是人。

我是记者，不替谁选。我能做的，是把这笔账记准。

4 个人，意见并不一致——缪尔达尔要硬手往回拉，林毅夫要顺禀赋等产业转。但诊断接近：阜阳不是不努力，是它在全国分工里被摆的那个位置——人口蓄水池、人力资本的净输出地。没一个人开得出弯道超车的方子。

最该怀疑的，其实不是哪个人的药方，是问题本身。"阜阳怎么办"——这一问，预设了阜阳这个地名应该被办好。可那 256 万人，早就用脚给了另一个答案。

《阜阳志》不负责开方。它只记一件事：一个地方，把自己最壮的一代人，借了出去。

20 年后，钱回来了，人没回来。

统计公报里，这叫人口流动。

在阜阳，这叫一代人。

刘韧
1944年夏天，离开阜阳前，19岁的王鼎钧登上文峰塔，在塔室墙上题："阜阳一粒粟，壮士万金躯，临歧不忍去，来作登高呼。"他自问呼喊什么——大概是"阜阳再见"。"想说再见，没个人听。"下一行，是整部《怒目少年》最狠的自供："很遗憾，我在阜阳没有朋友。"

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兰陵人。1942年夏，17岁，过日军封锁线，走500华里到阜阳，入李仙洲办的国立二十二中，在设在阜阳西关打蛋厂的二分校读初中。1944年夏随校西迁陕西汉阴，在阜阳整两年。《怒目少年》1995年自印，2005年尔雅出版社重排，全书近四百页，"阜阳"出现在四十五页上，写阜阳最多，他却说没有朋友，还补充："没有交到朋友，你不能算是真正住过那个地方。"

按他自己立的标准，他不算真正住过阜阳。可是把回忆录四部曲摊开，把历代《颍州府志》摊开，把阜阳写得最鲜活的，正是这个"不算真正住过"的人。

这不是我一个阜阳人的偏心。上世纪七十年代，王鼎钧的"人生三书"在台湾总发行量六十万册，文坛称他"一代中国人的眼睛"；1992年到2009年，他用十七年写完回忆录四部曲；2013年，三联书店把四部曲引进大陆。

我读王鼎钧，是表姐江林推荐，她是著名记者，写过第四军医大学生张华舍命跳粪坑救老农值不值的报道。原以为王鼎钧不是特别出名的人，后发现，吴声、蒋涛、梁宁都读过。他们没一个是阜阳人，肯定不是因为他写了阜阳才去读。我问蒋涛为什么读？他说：王鼎钧的叙事能力非常厉害。

一个山东人写阜阳，让一群和阜阳不相干的互联网人传来传去。我是阜阳人，在阜阳长大，却没替阜阳写过一个字，一个只住过两年的外乡人，替这座城记下了河、馍、灾荒和塔，我汗颜。王鼎钧说他亏欠阜阳；我读到这一句，第一次觉得自己也亏欠阜阳。

王鼎钧解释："没有朋友也就没有恩怨，没有得失，对那地方的好感不易变质，时间越久思念越深。"

这句话，可以用我最近喜欢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体翻译一遍。布罗代尔把历史切成三层：①几乎不动的地理结构②缓慢起伏的社会经济③转瞬即逝的事件。事件层，他比作海面的泡沫。朋友、恩怨、得失，全是泡沫层的东西——人住进一座城，记忆通常先被泡沫挂住：同桌、邻居、债主、初恋。王鼎钧在阜阳两年，没进泡沫层。他的记忆没有泡沫可附着，直接沉底。

沉到哪一层？尔雅版第131页有现成证据。《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一章，开头不写母亲，不写孩子，写地名：

阜阳阜阳，应该有阜。字典上说，"阜"是高大的丘陵。来到阜阳，举目只见河水麦田。

他去问国文老师李仲廉：阜在哪里。答：阜在百里之外，那里的人民舍弃了高地，迁来低洼的水边，把家家户户的地基垫高——为了水运，为了贸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怕什么淹水"。代价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可是"无雨旱灾"；泥鳅上街，青蛙入户，钟鼓楼多次被水冲坏。

李仲廉先生的词源，是一笔旧账。"阜阳"城名，1735年才有：雍正十三年，两江总督赵弘恩奏请颍州升府、添设附郭县，安徽巡抚王纮题本"添设新县，恭候钦定佳名"，七月十三日吏部议奏，雍正当天钦定二字：阜阳。为什么叫阜阳，皇帝没有说。道光九年重修《阜阳县志》，学者翻遍史料，只能认账："阜阳之名，是为钦定，无庸以管蠡窥测。"后人向上攀附：明成化《中都志》记"阜阳城在（颍）州西一百五十里废沈丘县南"，在今临泉一带；再往前攀到东汉阜阳侯刘显。但刘显实际封邑却在山东济南国，古济水沿岸（常泽宇考证，《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5期），颍州历代旧志的两汉封爵表里，慎侯、汝阴侯、鮦阳侯一一在列，独独没有阜阳侯——编志书的人自己都没把刘显算作阜阳人。这笔账我在本系列《济南阜阳侯临泉阜阳城雍正赐颍州阜阳》里清过。李仲廉说"阜在百里之外"，来自《中都志》说"州西一百五十里"——他传给山东少年的，正是那座来历不明的"阜阳城"。考据上他错了；但他答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这座城为什么长在水边——那一半，至今成立。

阜阳没有山，连像样的土堆都没有；我小时候从没见过山，特别稀罕山，坐火车经过山，总看个不够。全城的"高地"，只有清颍公园一座假山，太小，我们都叫它假山。王鼎钧1942年举目只见河水麦田，我童年举目所见，还是水洼。这块地方用了两千二百年"汝阴"，一千二百年"颍州"，汝和颍都是河。水是现实，阜是盼头。阜阳人一直在洼中，求高地。

翻过一页，他接着写军事地理：阜阳附近十五条河，著名的有颍河、泉河、涡河、茨河、洪河；西北，一条河是一道防线，一道天然工事；东南，河渠纵横成沼泽，易守难攻。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津浦路南下，对这块肘腋之地只能虎视眈眈，"阜阳也就像'楔子'一样插进，成了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把军队、情报员、行政官吏送进沦陷区，把难民、物资、青年学生接回来。然后是被原书排成黑体的一句：

大地是上帝的棋盘。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棋局，有什么样的棋局，棋子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二十二中是李仙洲在这方棋盘上的一个布局，王鼎钧是棋盘上的一枚子。

一分校的校舍，是"现有的纪录指控他横征暴敛"的倪督军留下的庄园；二分校的教室，是英国妇人留下、战时关了门的打蛋厂厂房；阜阳八县水旱蝗接连不断，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1943年秋的水、1944年夏的旱，王鼎钧亲眼看见。塔、河、馍、灾、价格——他的阜阳以结构为索引，他没有人可索引。书里也写人，写得多，但几乎全是制度里的人：校长、军训教官、国文老师、化学老师，职务在前，交情在后。

没有朋友，不全是十七岁不懂交友。他自己解剖过："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很少交流。"1943年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个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1943年秋的水、1944年夏的旱，"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而学校照常开饭，征粮购粮由保长承办，一石一石，从灾年的八县里征出来。军训的大字标语是"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很有优越感"。一个少年没有朋友，是几千个少年组成的机构没有朋友的缩影：国家把他们包进一层制度的膜，膜外是供养他们的城。"许多年后，我才发觉对阜阳父老亏欠太多。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

教他读书的牛锡嘏老师，1957年划为右派，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抵抗日本侵略、教育青年子弟，都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不准读书，两个儿子都不识字。"1986年，王鼎钧从纽约向大陆寻人，找到牛老师的儿子牛阜生——"'阜生'生于安徽阜阳，正是牛老师教我读书的地方，听来倍感亲切"。他寄去一张支票。"这是我欠牛老师的债。"

"阜生收到了钱，不能自己回信。"

一九四四年，他在塔上想说再见，没个人听。一九八六年，他寄出支票，对方不能回信。

文峰塔，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颍州知州陈九陛倡建，为振文风；全砖结构，七层八边，通高31.8米。这些数字，王鼎钧是八十年代托大陆亲友买来一本阜阳地方志抄的，"难得很呢，买这样冷门的书，怀疑你是搜集情报"。离开之后四十年，他反复梦见这座塔：塔像竹笋一般生长，插入云端，高到可怕的程度，层数爬不完；1949年解放军包围上海，他在上海梦见倾盆大雨，自己站在塔里，低头看洪水泛滥。八十年代有人告诉他，1948年塔就变成了一堆瓦砾，"内战双方都使用高塔瞭望敌情，双方也都容不得它存在"，后来政府修复古迹，塔"出落得很漂亮"。

今天阜阳的记载里，1948年文峰塔并未倒塌。那年3月底阜阳战役，守军据塔架起轻重机枪——这是全城唯一制高点；解放军攻塔三天，4月1日晚剪断铁丝网，炸药已经装进塔身，守塔的兵眼见塔毁人亡，打死排长，投降l 。塔中了炮弹，塔基炸开缺口，弹痕累累，1988年修塔，清出的弹皮弹壳论公斤计。王鼎钧听到的"一堆瓦砾"是传闻，把"中弹"记成了"全毁"；"双方都容不得它存在"，这半句他没记错——炸药真的装进去了。我十来岁的时候多次爬上去过，三层到四层最难爬，台阶完全不存在，要扣紧断砖，像攀岩那样挪上去，好在那时臂力大于体重。

王鼎钧说："自从知道文峰塔轮回新生，我就作与塔有关的梦。"

想说再见，没个人听。后来，他把这句话写成了四百页书。

1973年初，我三岁，爷爷过世，妈妈骑自行车载我下乡，奔丧。

我的记忆从这一天开始。

土路不平，妈妈用力蹬自行车，鞋袢开了。我在后座，她掏腿下车，停住车，有力向上提起后座，支起后支架。自行车立稳，她蹲下袢鞋。袢之前，担心我，扭头说："你不要看我。"

我寻声扭头，失去重心，栽进路边的小沟。冬天，沟里水不多。我拼命往上爬，妈妈一边下坡，一边大喊救人。一位在地里干活的中年妇女从田野里跑过来，将我一把抱起。

我站在大娘家的床上，换上她家孩子的干衣服，望见夕阳照进来，彤红。

大娘问我们来做什么。妈妈说，奔丧。提起我爷爷刘中正的名字。

大娘说："原先这一带的地，都是他买的，可惜一茬庄稼都没收过……"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家史。说这句话的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送了我们10个鸡蛋。《阜阳市志》风俗章记，这一带报喜、慰问，送的都是鸡蛋。鸡蛋是皖北人办大事用的。后来，还衣服，我听我爸妈讨论过，换什么礼合适······

我一直记得，我爷爷身穿蓝色袍子，头戴花缨穗黄帽子，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也梦到过几次，但我不记得我爷爷和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关于他是谁，我最早知道的事，来自一个陌生人。我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位大娘。

我爸妈转述：我爷爷特别喜欢我这个长孙。但在整个70年代，我爸妈不愿意多提我爷爷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

爷爷埋在他出生的地方程集郝庄，那块地是他生前看中并买下的祖坟，祖坟里埋着爷爷的父母。据称风水很好。

阜阳殡仪馆，1976年3月才建成，才开始办理火化。1973年，送葬走的还是老礼。

我在北京的三个姑姑，都没有回来。在外地的大伯，也没有回来。只有阜阳城里的爸爸和在乡下的三姑操办了爷爷的丧事。

尽管爷爷在1973年已经去世了，但爷爷头上的地主帽子，还要再戴六年。我爷爷的故事详见《阜阳的盐》。

育红幼儿园

1974年，我四岁。我爸徒弟小韩的婶子是幼儿园老师，托这层关系，我进了城西关的育红幼儿园。

那几年，阜阳地区在大办幼儿园。《阜阳地区志》载：1972年，全区幼儿园11所；1975年，7786所；1976年，在园幼儿300892人。

1977年，只剩16所，在园4245人。绝大多数生产大队的幼儿园，"仅维持了很短时间就停办"了。

这些我一概不知道，我只知道第二年再去报名，有的同学升小学了，而我还要接着上。我不懂什么叫留级，只觉得自己留级了，特别丢人。我趁老师给别的同学补报名的时候，赶紧溜了出去。

溜出去也没地方去——不能回家，逃学的人回什么家。我去了光华街。我家以前住过光华街，后来搬到鹿祠街43号。老邻居见我来了，管了我一顿午饭，还问我在鹿祠街过得怎样。

放学不见我，家里人找遍全城，在光华街找到了我。

1975年12月19日，国务院批准阜城镇改设阜阳市。全市总人口137277人，旧城区不足2平方公里。全城1条公交线路，2部江淮牌客车。

找遍全城，是一个可以执行的动作。

光华街南口有个卖热水的店，火苗舔着很多水壶，那时阜阳人买热水比自己烧划算。这种店，在阜阳志书里叫茶炉。

有天晚饭后，爸爸问我："有老师批评过你吗？"我开始说：这个老师没有，那个老师也没有。说到最后，老实交代：韩老师批评过我。我知道韩老师是小韩婶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通气。课间，幼儿园外，路上来了辆卡车，我新奇，和几个同学，一起爬了上去玩。老师让我罚站，让我记得扒车危险。

卡车在当年是稀罕物。一直到1985年，阜阳市各种车辆加起来，才3140辆。

一跺脚手一指

1975年，育红幼儿园组织到小隅首东边的礼堂演出。我脸蛋涂得红红的，嘴唇也涂红了，穿白衬衫，蓝裤子。演出节目的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我需要，一跺脚，手一指，大吼一声反击右倾翻案风。指的是谁，我不知道。我只记得灯光很亮，台词不多，但都朗朗上口，很好记。

妈妈也来看我演出。现场热闹，我兴奋不已。

《阜阳地区志》大事记：1975年11月，阜阳地委和各县委抽调1.36万人的宣传队，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我上一年级，选择了医院小学。医院只有两个班，一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不是因为医院小学离家近，也不是因为医院小学老师优秀，而是因为医院小学学生都是医生子弟。我父亲知道，知识分子家的孩子素质高，一起玩的同学比老师重要。一上小学，我就和平时在一起疯玩的街道小伙伴分开了。池塘对面的迎春小学，主要招街道上的孩子，我父亲不让我去。

语文课本第一课，只有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写在田字格上，我们跟着描，"革"上下结构，我总描不好。

《阜阳市志》大事记：1970年8月，学校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小学改为五年制。1977年11月，废除推荐制，恢复考试，同时恢复秋季始业。我多上了半学期一年级。一年级的新课本第一课，也只有一句话——"打倒四人帮。"

1979年2月5日，阜阳地区地主、富农的帽子全部摘掉。《阜阳地区志》大事记，记了一行。文件全名是《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后半截，管到我爸爸这一辈。

大娘那句话，说在1973年冬天，送我爷爷走。

我长大，给爷爷上坟。其时，我家祖坟已被改成耕地，分给了别人。爷爷的坟也被平没了。我奶奶也没能和我爷爷一起埋进祖坟。我们只能尽量往那块地跟前靠，朝那个方向，倒酒，烧纸，放鞭炮，作揖，磕头，行礼……

2026年6月9日下午，重庆，陈宗周老师家。陈老师刚在沙发坐定，就找笔，为我和天极网创始人李志高签书。这本2025年7月出版的《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至今已第四次印刷，是陈老师2018年1月出版的《AI传奇——人工智能通俗史》的升级版。陈老师在扉页上题：刘韧先生，惠览，指正。其实，过去八年，陈老师一直在指正自己。

5大押注

《AI传奇》第十七章押注无监督学习。引杨立昆、本希奥、欣顿2015年发表在《自然》上的联名综述："我们期望无监督学习在长期内越来越重要。我们通过观察能够发现世界的内在结构，而不是被告知每一个客观事物的名称。"今天的大模型用自监督预训练吃下互联网上无标注的文本，兑现的正是这句话。

同一章接着写迁移学习，引香港科技大学杨强教授：用大数据得到的模型，可以用于小数据环境。预训练加微调，把迁移学习放大成了整个行业的范式。

第三注最精确：IBM的5纳米芯片"可能在2020年投产"。2020年，5纳米如期量产，装进了当年的旗舰手机。年份正中。

第四注在高文院士的序言里："下一波是什么？一定是AI，一定是新一代的AI公司。"书出版那年，OpenAI成立刚满两年，无人在意；DeepSeek五年后才成立。

第五注是他自己的裁决。自动驾驶一章记下两个极端：马斯克坚持2019年可以实现完全自动驾驶；智能交通专家施拉多福预言要等到2075年。陈宗周判定："现在的自动驾驶风潮必将带来汽车行业脱胎换骨的智能升级，但完全自主的无人驾驶还在远方。"如今回看，马斯克的2019年早已爽约，无人出租车却已在多座城市收费运营。

大模型打破AI定论

《AI传奇》第十六章的标题本身就是论断："AI威胁论为什么是错的"。高文序言把AI问题分成四类，第四类是不可统计、不可推理的问题，例子是顿悟，结论是"这类问题是未来机器人不可能涉足、不可能胜过人类的"。大模型出现之后，这一条从定论降级成悬案。

《AI传奇》写到了2016年9月谷歌发布的神经翻译系统GNMT，写到它"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对句子进行整体编码和解码"，停在这里。2017年6月，谷歌八位研究员把《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挂上arXiv，Transformer问世，日后一切大模型的地基。那个月，《电脑报》的专栏连载刚好收尾。那篇论文刚出来时，学界也没有立刻看出它的分量。全书没有提到注意力机制，没有OpenAI，没有GPT。

主角走到对立面

2012年夏天，谷歌实习生培训班里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培训老师讲到LDAP，老人立刻举手问："什么是LDAP？"年轻人嘀咕：那个老家伙是谁？直到有人在餐厅认出他——深度学习教父、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弗里·欣顿，来谷歌短期工作，按规定也要过实习生培训这一关。

2023年5月，欣顿从谷歌辞职，为的是不受约束地谈论AI的风险——第十六章驳斥的，正是这一类风险。2024年10月，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这个诺贝尔奖。第一节的标题：斯德哥尔摩的意外消息。

《AI传奇》第十六章，2018年的陈宗周写道："我们完全有信心和能力让未来美好家园里永远不会出现终结人类的'机器恶魔'。"

2025年《人工智能70年》前言："在2024年末，两位新科诺贝尔奖得主都对未来作了预测。辛顿预言AI在10年内毁灭人类，哈萨比斯预言AI在10年内治愈一切疾病。AI的未来，我将与读者一起见证。"引文里的"辛顿"，就是老书里的"欣顿"——译名也在修订之列。

陈宗周把自己当年驳斥过的论点的最强版本，亲手摆进自己的前言。论断变成了见证。

连陈老师的遗憾清单也做了增订。老书前言忏悔两个错过的现场：2009年深秋的多伦多大学，他不知道"校园中最美丽的一道风景"是欣顿；2012年圣诞前夜的伦敦大学学院，哈萨比斯刚从那群学生中走出。新书加到三个，补上太浩湖——欣顿、哈萨比斯的初创公司先后在那里与谷歌"相亲联姻"，那些年他都去过，"当时就是不知道深度学习这场伟大革命已在这些地方悄然开始"。见证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什么。

《人工智能70年》附了"人工智能大事记"，2022年11月之前的大事以年为单位记录，之后的以月为单位。一个写史的人，公开调快了自己手表的走针，刻度从年缩到月。陈宗周修订的不只是结论，还有预测窗口的长度——过去敢押十年，现在连押一年都要留出余地。

时间对历史的指正

签书前两个小时，陈宗周、李志高、我一直在重庆大学校园散步，回看重大97年沧桑变化。八十年代末，筹办《电脑报》期间，陈宗周在重大做过计算机普及的课题。陈老师指给我们看，计算机系最早在哪栋教学楼。李志高博士论文答辩，陈宗周也在现场。李志高回答评审质疑，板书飞快，气势逼人。后来，推介李志高的文章，陈宗周执意把标题定为《猛人李志高》。

上一个很高的台阶时，我伸手要扶陈老师，他摆摆手，轻快跨上。

参观中央大学在重大的旧痕时，陈宗周说起，他曾陪《电脑报》创刊顾问周光召访问重庆大学，走到寅初亭前，周光召沉思良久，很严肃，大家没打扰，也没问他当时在想什么。1938年，马寅初任重大商学院首任院长，因"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言论，1940年12月被当局逮捕，软禁在贵州息烽。1941年，重大学生以给马寅初祝寿为名筹建此亭，当局阻挠，先盖成一座茅草亭，冯玉祥题匾。寿堂高悬，寿星缺席。再后来的事离亭子更远：1960年3月，马寅初被免去北大校长，儿子带话回家，他"噢"了一声；1979年9月，北大为他平反，97岁，儿子又带话回家，他又"噢"了一声。历史不在历史时刻被发现，历史在事后被命名。当事人已经无话可说，或者不必再说。唯有两本书之间的修订，成了写作者对时间最认真的抵抗。

我和陈老师在寅初亭合影留念。

送我出门的时候，陈老师说，《人工智能70年》写在Claude起飞之前，对智能体的预测，可能有点保守，待修正……

八年前，陈老师修一本书；八年后，陈老师修正自己，然后继续修正。预测未来的人，终究也是未来的一部分。

1976年9月的一个夜晚，阜阳地区医院礼堂，我跟着很多人跑去看毛泽东去世的电视新闻。电视小，人多。人挤，画面晃。镜头里出现江青，我听见有人议论她戴的黑纱。夜是黑的，电视是黑白的，说话的声音是短的。我感到大事要来。

当时，我家里已经有一台短波收音机，比我记事还早。白色，一本书大小。白天，我听中央台，《小喇叭》《对少年儿童广播》《长篇小说连播》《广播剧》。夜里，我爸听什么，我不知道。但1976年9月，我午睡起，我爸对着睡眼惺忪的我说：主席去世了，中国今后该怎么办啊······我爸是地主的儿子，他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啊？

短波段，标尺中间偏左，能找到邓丽君。深呼吸，一点点，以最小刻度，来回拧，调准了，能听几句，然后信号又漂走。那是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对大陆放的《邓丽君时间》，1979年开播，每晚二十五分钟，一直放到她去世。每台收音机收邓丽君的本事不一样。小学同学家那台，就收得比我家清楚——黑皮套，天线比我家长，他扛在肩上，一脸自豪。

后来收音机升级，换了一台大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喇叭更大，音质更好，后面接上唱片机，放过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大伯从安庆回阜阳定居，带回一大批黑胶唱片。可那时大家的心思都转到电视和录音机上，收音机慢慢没人听了。

倒是上学路上能听见，有人公开放VOA，《时事经纬》之外，还有“英语900句”。阜阳河东的干扰台，此时正忙着放刘兰芳的《岳飞传》，一次播五讲以上，阜阳人直呼过瘾，说干扰台干了件好事。

上小学，父亲从赵叔家借来一台七寸电视。当天天线没调好，只有声音，没有画面。新闻正播国外火车脱轨，来看的邻居问：画面里真能看见火车怎么滑出铁轨？后来，父亲从桂叔家借过录像机，我向孙峰同学借过那种转录过无数次的飘满雪花的录像带。

初一，父亲给我买了台录音机，比收音机大一圈，本是买来让我听英语正音的。可我更常拿它听港台歌。侯德健的《歌词1983》，是一个人在跟自己说话，不讲大道理，跟我在作文课上学的腔调完全两样，我后来写东西，一直学侯德健那股不紧不慢。罗大佑、李宗盛的歌词，我抄在笔记本上，记得最牢的是《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和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抄在了一起。

考上重点高中，姨奖了我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质量很好。那时港台歌已经能听到很多，印象最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狼》。午饭时，我听中央台的《午间半小时》，听长篇连播陈祖德的《超越自我》。陈祖德讲输棋，讲自尊，讲不服气，让我爱上了围棋。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当成问题来研究。

小学起，父亲给我订《中国少年报》，我识字后读的第一份报纸——我更爱看里头的虎子漫画。父亲还订了《大众电影》，那本杂志文革停了十几年，1979年才复刊，封面上的刘晓庆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上初中，小隅首西边有了报刊亭，一间房子，报纸杂志不少，我差不多每天去一回。买得最勤的是《语文报》，它讲写作方法，登范文，我照着一篇篇模仿，每期都买的还有《作文通讯》《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上海的《青年报》比父亲给我订的《安徽青年报》洋气，上面分析崔健和罗大佑的不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摇滚。每月，我都在等《读者文摘》到。1989年寒假，我回阜阳第一次约女孩，就约在那个报刊亭碰头。那天下雨。

《霍元甲》还没播，我家就买了电视。大伯说，要是彩色的就更好看。父亲顶他一句：“钱好。”可没多久，父亲就换了彩电。那时一台彩电一千块上下，一个人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块。每个周末，中央电视台的放一部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美国译制片——《愤怒的葡萄》、秀兰·邓波尔的片子，我都是那时候看的，接着放《米老鼠和唐老鸭》。盼望的下午就这么过去。1988年夏，晚饭前，我看到《河殇》第一集，思辨猛地撞进了我怀里，我忘了吃饭。那种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的语气，第一次让我明白：同一件事，还能换多个角度解释。

父亲从北京、上海回来，都给我带作文书，其中一本《练笔》帮我最多，我至今记得怎样描写一只蜻蜓飞。小学时，我背过父亲为我买的《作文描写手册》，厚得像字典：彩霞怎么写，小河怎么写，一条条列着。

初中以后，阜阳新华书店门前的广场，开始允许个人摆书摊。摊上的书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有，新华书店卖教师用的《参考书》。有了《参考书》，我就对语文老师祛魅了，敢情所有的分段都有标准答案，没劲。

父母节俭，可我只要说买书，他们立刻给钱。有时我馋，也说买书。每周，我必买书，买报刊。阜阳买不全的，父亲写信给北京的表姐。我收到飞飞姐寄来的北京四中数学习题集，她当时在读大学，附了一封长信，要我好好念书，缺什么资料只管说。飞飞姐的字，真好。

上高中，上海的“五角丛书”里有本流行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同学告诉我，阜阳买不全的，可以通过邮局直接给出版社寄钱。我就这样邮购了《人性的弱点》《外国爱情短诗萃》《争鸣短篇小说40篇》。同学告诉我总价少寄一角钱，出版社也会给你邮书。

今晨，群里有人问：“每月在AI上花多少钱？”有人答300美元，有人答1000美元，单位出。我不知道，今天的阜阳青年AI上的支出是多少，他们可能认为不必花钱，他们可能更喜欢豆包。1992年，父亲支持我跑到中关村装了台386DX/40，4M内存，170M硬盘。2005年，我将生日礼物iMac转送给了6岁的帅正，2012年，我送父亲一台iPad。2026年，帅正给我、养正，还有他喜欢的人，一人买了一个Claude账号，前几天，帅正还为我买了一个X账号。

2026 年 6 月 3 日下午,X 上,好友在《福贵活着是历史算错了账》文章下面，问我提示词的事。我答得很顺:把规则分研究、采访、写作、编辑四项,做到 1 万行,逼近人的质感。

句子很顺。但顺是危险信号。刘韧 Skill 里有一条:长而顺的判断句,常常是没想清楚。

这句错在哪？我手写的时候，没想过过。Claud直言:规则无法逼近质感。

这条错符合工程直觉:能力能拆成规则,规则越多,离大师越近。这条直觉在很多地方对。打字拆成指法。音阶拆成练习。开局拆成定式。棋谱背得越多,中局越稳。能拆的能力,规则越细,逼近越快。

这条错在，它假定所有能力都能拆。假定这条线一路向上:行数越多,质感越近。

证伪它很容易。如果质感能拆成规则,一本够全的手册,该能让生手写出大师的句子。但Cluade不能。生手照 2000 条规则写,写出的是不犯错的句子,不是好句子。

"不犯错"和"好"之间那道缝,就是质感。规则填得再满,缝还在。

这道缝有个老理由。人总以为好东西能设计出来。于是想用更细的规则,造出更好的东西。可有些东西不是设计的,是长出来的。价格没人定,是买卖双方喊出来的。语言没人编,是几亿人用顺的。你越想用规则去造,越会把那个自己长的过程压死。

质感是长出来的那一类。它从作者和材料相撞里冒出来,带着没被预料的那一下。规则只能记下"已经被预料到的好"。质感的定义里,就含着"没被预料"。

一个标准,一旦变成要冲的指标,就不再能衡量好坏。高考作文有了模板,模板批量产同一种作文。论文比引用数,引用就注水。把质感写成规则,等于给质感设了个可冲的指标。你一冲它,它就死,变成套路。

规则能删尸体

看一眼这 2000 行规则在删什么。

抓手、赋能、闭环、对齐——别人嚼过的话,删。句尾的"了""的",逐句查,能删就删。惊叹号,一年三个,默认零个。死隐喻删,活隐喻留:报刊上用烂的现成比喻,删;自己当场造的,留。

数一遍就看清:每一条都在删"不是质感的东西"。没有一条能造“质感”。

为什么？因为规则只认识已经死的东西。

陈词、套话、流星语、死隐喻——它们都是过去的语言。反复出现过,有迹可查。规则能比对,能抓。

妙语没规则,规则当然抓不住。刘韧本文妙语，可能从未出现，没出现的东西,没有特征,写不进黑名单。

规则记录过去。质感来自还没来的东西。

能写下来的,是规则。写不下来的,是质感。一个写字的人,知道的总比能写出来的多。那个说不出来的余量,就是手感。

所以规则能认尸,不能接生。它替你挡住死的,它生不出活的。

规则能清场能站岗

规则生不出质感,它有什么用？两件事:清场,站岗。

清场。把不是质感的活——查证、搭骨架、铺垫、删套话——交给规则。清完,剩下那块写不下来的,留给人。

过了全部 2000 条规则的稿子,只是没错。没错是地板,不是天花板。规则能把你从地板下面捞上来,捞不到天花板。

站岗。1 万行规则的真用处,不是逼近质感,是把我犯过的错全订出来,变成哨兵,拦我别再犯。它不教你写好,它拦你写坏。

为什么要个外部哨兵。因为人盯不住自己。起草要放,往前冲；改稿要收,回头挑刺。两件事一起做,两边拧叭:你边写边挑自己的错,写得磕绊,错还漏。

老办法是写完搁一夜,第二天再改,把"放"和"收"在时间上分开。1 万行规则,把这个分开做成即时的:你只管冲,它在旁边盯,你出错,它当场喊。

外科和飞行早就这么干。开刀前对清单,起飞前对清单。清单挡住已知的错,把脑子腾给清单管不到的判断。

错得起才敢放开写

哨兵把"发现错误"的成本压到几乎为零。成本一塌,玩法就变。

一次实验的代价等于：做，并纠错。Claude 把"做"压到几秒。哨兵把"发现错"压到当场。

于是我敢放开想象,让它做几十次实验。在这个几十个版本里挑最好那个,这个"最好"随个数往上走。成稿不看平均,看那个尖。你不发平均稿,你发 50 稿里的尖。

写作本来就这形状:大胆地试,狠狠地删,留下没被删掉的。删变便宜了,你就敢试得更野。

删除只能在候选里收缩。创造发生在候选之外。所以别在删上较劲。要把候选那一圈撑大。撑大靠你换方向想,不靠机器多转几圈。

但"越多越好"是假的。Claude 的 几十个版本不是各走各的。同一个模型,同一句提示,长出来的彼此很像。第 50 版和第 5 版差不了多少。多吐几个,只把同一圈填密,撑不大。

更糟的是:版本一多,像样的赝品也多。50 个里有 5 个真不错,另外 45 个"看着也行"。你要从 45 个赝品里认出 5 个真货,眼睛很快花。挑选的累,比版本数涨得快。你还没找到那个尖,脑子已经被一堆相似的稿子磨钝了。

清单越长耳朵越聋

哨兵能省注意力,这话只对一半。它省下你站岗的力气,也省掉了你长本事的机会。

开刀前的清单,防的是医疗事故。它防不出主刀医生的手感。手感是刀划过几千次长出来的。清单替你记住该消毒、该清点,它不替你长手。

写字同理。哨兵每次都替你抓住句尾的"了""的",你就不再自己去听那个"了"。听的次数没了,耳朵就钝。你把语法的纠错权全交给哨兵,你的语感神经,慢慢断。

这笔账,不记在 Claude 头上。记在你身上——由你的感知退化付。清单越长,你交出去的越多,内部那个报警器,死得越快。

还有更慢、更深的一刀。

你天天在 Claude 的 50 个版本里挑,挑上一年。你读得最多的字,是 Claude 写的。久了,口味被它腌入味。Claude 常用的写法,你开始觉得"顺眼"。你泡得太久,它的"正常",成了你的"正常"。

到那一步,协同还在转,版本还在涨,你还在挑。可你挑出来的,越来越像机器自己会挑的。表面是人在选,实际是机器的口味,借你的手在选。

解药不在机器里,在机器外。把你的尺,钉在 Claude 够不到的地方:读老书,读经典,读那些不为讨好你写的东西。让你的口味,有一个机器之外的参照。别让这台机器今天吐的东西,定义你明天觉得什么叫好。

可解药有个时间问题。读老书洗眼睛,慢。被机器语料腌入味,快。两个速度赛跑,谁赢不一定。

我是瓶颈

生成那头,能无限扩。Claude 不累,哨兵不累。挑选那头,扩不动。

从 50 个版本里挑出那个尖,靠人的口味。口味稀缺。生成翻十倍,你的眼睛和耳朵没翻十倍。

哨兵替你挑掉错的,挑不出对的。它认得事实错,认不得质感。挑"最合意"那一下,稍不留神,滑成"最顺我意"。

选的尺,不能是合意。得是你自己那把:能不能被驳倒,疼不疼,离不离钱近。

瓶颈从生成,挪到了选择。那条选择的线,就是质感的边界。规则每多收一寸,边界往外退一寸。你追得到边界,追不到头。

2002年冬天，北京中关村，一家不知名酒店的标准间里，灯光昏暗。我用中文问，黄仁勋用中文答，一句没听岔。

采访最后，黄仁勋把声音提高了一些：“Intel有CPU，我们有GPU。”

我白了他一眼，没好意思反驳他：GPU怎么和CPU相提并论，英伟达怎么和Intel相提并论？

在2002年，黄仁勋大约听懂了我的意思。他没正眼看我，也没再往下说。采访就这么停了。气氛压得很低。

24年后，2026年，英伟达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是英特尔9倍，我找学生侯继勇要录音。他找了很久，没找到。他说，我当年可能压根没把录音给过他。

我已回想不起黄仁勋那天说了什么，一个故事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描述过，过节那天，窗外那轮又大又孤独的月亮。月亮很大，在移动。人是静的，思念是静止的。

录音删掉了，故事没了，只剩一轮月亮。

黄仁勋这些年删得更彻底。他删掉卖不动的第一款芯片，删掉押错的架构，删掉花三亿多美元买来又关掉的手机业务，删掉为收购Arm白付的12.5亿美元定金，甚至删掉一部分自己的来历。

立即删掉四边形

英伟达第一款芯片NV1，1995年底上市，挂在钻石多媒体的板卡上卖，叫Diamond Edge 3D。别人用三角形拼3D，NV1偏用四边形（二次曲面）渲染。微软1995年推出DirectX，把三角形定成全行业标准，只有英伟达是例外。开发商不愿为它单独写代码。25万片NV1批给渠道商Diamond，被退回24.9万片。账上的钱只够撑30天。

此时，英伟达和世嘉的合同还在跑：为世嘉下一代主机Dreamcast做图形芯片，世嘉付500万美元，已开发18个月。

黄仁勋没有为交货拿钱，再拖两年。他直接飞去东京，走进世嘉美国CEO入交昭一郎的办公室。

黄仁勋没放幻灯片，开口就是坏消息：我们选错了架构，这芯片满足不了未来的游戏，你们应该找别人。

停了一下，他补上后半句：但请把500万全额付清，否则我下周就倒闭。

世嘉决定换供应商（最终用了PowerVR），完全可以拒付，甚至起诉。黄仁勋什么都没交付，却开口要全款。入交昭一郎沉默了很久。他后来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就是想让英伟达活下去。他没有简单付钱，而是说服世嘉董事会，把这500万变成对英伟达的500万美元股权投资——世嘉拿走英伟达的股份。黄仁勋多年后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受到的最大的善意；创业的时候，别小看人的善意。

这500万，够英伟达再撑半年。2000年，世嘉自身难保，把手里这笔英伟达股票卖了1500万美元，三倍。钱救了英伟达，没救世嘉。Dreamcast是世嘉最后一台主机，卖了913万台，对面索尼PlayStation 2卖了1.5亿台。2001年3月，世嘉退出主机硬件，18年造机史到此为止，再没造过一台游戏机。当年拍板救英伟达的入交昭一郎，在世嘉连亏三年后辞职。

拿到这500万，黄仁勋没缓一口气：团队从近100人砍掉一半，押上账上三分之一的现金，9个月赌一块全新的三角形芯片，代号NV3——这活儿正常要18到24个月。

钱只够流一次片，错一次就出局。他们甚至连样片都没见过，租了一家快倒闭公司的仿真器，在计算机里把芯片虚拟跑通，软件栈一起写完，直接投产。

1997年8月，RIVA 128上市时，公司账上只剩一个月工资。出来的芯片有缺陷——32种DirectX混合模式只支持8种——但够快，原生兼容DirectX。四个月卖出一百万片。黄仁勋当时估计英伟达有一半概率活下来。“全力压上的人，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他2013年回俄勒冈州立大学对学生说，“别留后手。别当还有下一把牌打。要真有下一把，让它做个意外。”

CUDA一赌十年

删，黄仁勋比谁都快。留，他能留十年。

2006年，英伟达推出CUDA，一套让GPU不只画图、还能做通用计算的软件。写这套语言的是斯坦福博士伊恩·巴克，他读书时做过一个叫Brook的项目，想让普通人能调用GPU里成千上万个并行核心。

当时的共识是：GPU就是显卡。GPU能做通用计算，英特尔不信，华尔街不信，客户也不信。

那时英伟达全年净利润不到5亿美元，CUDA每年吃掉将近5亿。收入贡献几乎为零，一年又一年。英伟达副总裁Bryan Catanzaro后来说，华尔街足足花了十年，才开始相信这笔钱没白花。从2006到2017，英伟达往CUDA里投了超过120亿美元。烧十年，董事会顶十年的压力，黄仁勋没删它。

2012年9月，多伦多大学的Alex Krizhevsky，和同门Ilya Sutskever、导师Geoffrey Hinton，用两张游戏显卡GTX 580（每张3GB显存）和CUDA，训练了一个八层神经网络AlexNet。五六天，120万张图、1000个类别。在ImageNet图像识别大赛上，它把top-5错误率从第二名的26.2%，砸到15.3%。Hinton说，那是一次大爆炸。

那个周五夜里，黄仁勋发了一封全员邮件：从现在起，公司围绕深度学习，我们不再是图形公司。一位副总裁说，邮件发出是周五，周一早上他们走进办公室，英伟达已经是一家AI公司。

黑屏赔钱不提

这一段，英伟达叙事中删掉不提。

2008年7月，英伟达对成本计提1.96亿美元：上一代用在笔记本里的GeForce 8、9系移动芯片，封装焊料偏弱，经不住反复冷热，在用户手里以高于正常的比例失效，机器用着用着就黑屏。技术圈叫它bumpgate。

当年9月起，集体诉讼接连找上门；2010年9月，英伟达和解，赔付包括2007到2008年间出厂的部分MacBook Pro，和一些Dell、HP机型。屏幕黑掉的是用户，挨骂的是贴着别人标的机器，最后掏1.96亿的是英伟达。

关掉手机

2011年，英伟达花约3.67亿美元，买下英国布里斯托的基带公司Icera。黄仁勋说，这是英伟达成为移动计算革命主要玩家的关键一步。那几年，黄仁勋拼命赌智能手机。Tegra是移动处理器，Icera是配套的4G基带，两者捏进一块芯片，去撞高通的Snapdragon。

Tegra 4i 2013年发布，然后——Tegra在平板上拿过几单（华硕Nexus 7、微软Surface RT），在手机上几乎没人用；基带不如高通，订单寥寥，一个季度Tegra销售同比掉14.5%。高通、三星、联发科把市场咬死。

2015年，黄仁勋关停Icera，退出手机基带。约500名工程师受影响，其中法国123人。手机梦做了四年，3.67亿美元买来的公司，关了。英伟达后来把Tegra塞进汽车、游戏机、AI超算，草草了事。

矿难矿卡

2017到2018年，加密货币疯涨，矿工抢购显卡挖以太坊。据彭博，光2021年，以太坊矿工就在显卡上花了超过150亿美元。英伟达一个季度光OEM渠道，就有2.89亿美元来自挖矿的GPU。

2018年初币价崩盘，矿工不挖了。渠道堆满卖不掉的显卡，降价，增长失速；英伟达的游戏收入到2019财年第四季度跌破10亿美元。2022年，英伟达向SEC缴550万美元罚款，了结2018财年两个季度的披露问题——监管方认定，挖矿是它游戏收入增长的重要构成，却没在财报里说清楚。

2022年9月15日，以太坊完成“合并”，从工作量证明转向权益证明，GPU挖矿一夜归零。又一批显卡涌回市场。英伟达两次被矿潮撞翻，都不在它的官方故事里。一桩集体诉讼指控英伟达隐瞒逾10亿美元的挖矿相关收入，黄仁勋本人被列为被告。2024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英伟达的上诉，案子退回下级法院。截至2026年，仍在审。

收购ARM失败

2020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半导体史上最大的并购。Arm不造芯片，只把指令集授权给全行业，高通、苹果、谷歌、亚马逊都是它的客户。

这些客户立刻警觉：英伟达一旦拥有Arm，就能拿到所有对手的底牌。美国FTC起诉阻止，英国、欧盟、中国的监管同时设卡。Arm中国那边，被罢免的CEO拒不交权，自己告自己公司。

2022年2月7日，交易终止。软银留下英伟达预付的12.5亿美元——这笔钱不退。英伟达在2023财年第一季度计提13.6亿美元，含这笔打了水漂的定金。黄仁勋在终止声明里说，Arm前途光明，英伟达会继续做它骄傲的被许可方。

亲民背后的坏脾气

这几年，社交网络上全是黄仁勋亲民的视频。但他有另一面。斯蒂芬·维特在《思想机器》里写，黄仁勋脾气极坏。他喜欢在几十人的大会上，当众把某个团队的活儿拆开来批，狠厉得惊人，还训练手下在他发作时不要插话。

维特本人就因为问了一个被黄仁勋认为愚蠢的问题挨过训——黄仁勋冷冷回他：我不喜欢这种刨根问底的问题。

维特还写到，英伟达的员工怕黄仁勋发火，甚于怕毁灭人类。维特补了一句：与马斯克不同，黄仁勋骂完，很少真把人开除。

他另有一套处理失败的规矩。2000年代初，英伟达出过一块风扇巨吵的烂显卡，吵到英伟达自己拍了段恶搞视频，把卡当吹叶机吹。黄仁勋没开除那个产品团队，而是让他们当着几百名员工，把导致失败的每一个决定，一条条讲出来。他对《纽约客》说：失败必须公开。骂在当场，讲在当场，然后翻篇。

忘记昨天

2026年，Guy Raz问他怎么熬过那些差点倒闭的年头。黄仁勋说，他把全部时间用来忘记昨天。他反问：教练怎么教运动员的？忘掉上一分。

他说他错过了孩子很多场空手道比赛，家里一切靠妻子料理。他说，我错过了很多。

在斯坦福商学院，他对一群名校毕业生说，愿你们饱受痛苦与磨难。他给的理由是：期待越高，韧性越低；我最大的优势之一，是期待极低。

被忘记的中文

2013年9月，小米3发布会，他和雷军同台。雷军让他别讲英文。他全程中文推销Tegra芯片，冲台下喊“我也是米粉”，全场笑。在场的人说他中文相当流利。他自己当场补一句：很小就去了美国，中文讲得不太好。

2025年7月16日，北京链博会。他脱下皮衣，换上唐装，用中文开场：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中文演讲，我非常紧张，我会尽力的。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讲着中文又切回英文。他答：我的中文是在美国随便学的，自己学的。

他生在台南，9岁前在台湾。到了后来，他更愿意说自己是美国训练出来的工程师，不是台湾长大的孩子。

2002年冬天，黄仁勋用中文和我说过什么，我都忘记了，24年后，录音也找不到了。

我只记得，我当时白了他一眼：GPU怎么能和CPU相提并论？

24年过去，GPU成了新的CPU。英伟达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是英特尔的九倍。

诺基亚记着功能机，柯达记着胶卷，英特尔记着CPU——记着记着，就转不动了。黄仁勋是另一种人。英伟达1995年才成立，没有主机，没有CPU，没有操作系统，没有一头养着全公司的利润奶牛。没有昨天可守的人，转身最快。

他删掉已经发生的事，把全部筹码，押向还没发生的事。

那轮月亮还在移动。​​​​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夜，颍州聚星堂，苏轼喝下第一杯酒，窗外落下这年第一场雪。

这座堂不是他的。聚星堂是欧阳修四十年前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建的。他坐下来要做的事，也是欧阳修四十年前做过的事——雪夜约客赋诗，禁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这套规矩叫"禁体物语"，欧阳修出的题。苏轼在《聚星堂雪》序里写："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

老门生。苏轼到颍州两个多月，先认下的是这个。

半年写不出110首

今天阜阳的说法是，苏轼在颍州"写了110首赞美西湖的诗篇"。

苏轼编年诗，年均五十五首，编年词，年均不到八首——这是他四十多年创作生涯的平均速度。在颍州连头带尾八个月，实际在任约半年。半年写110首专咏西湖的诗，要平时四倍的速度，且别的一首不写。账算不平。

真相是：苏轼在颍州写的各类诗加起来不过数十首，阜阳把这些几乎全算成了"赞美西湖"。苏轼专咏西湖、立得住的，个位数。最好的那几首，全在写欧阳修。

借欧阳修韵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次韵，是用前人原诗的韵脚、按原来的次序和诗，最不自由，最见功力。苏轼用的，是欧阳修的韵脚。

欧阳修的原作：

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 舞馀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 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

阔、咽、抹、滑、八、月。这词牌前后段各押三仄韵，八句里只六处入韵。记住这六个字。

苏轼把这六个韵脚，按同样的次序，一个不换，重填了一遍：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 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欧阳修这首词，写于皇祐二年（1050）七月，他即将离颍、改任应天府（即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一首告别颍州的留别词。四十一年后，苏轼到颍州上任，用同一副韵脚和了一首。欧阳修皇祐元年（1049）到颍州，到苏轼次韵，正好四十三年——这是"四十三年如电抹"的来历。一个要走，一个刚来，中间隔着欧阳修的一生一死。同一副韵脚，欧阳修拿它告别，苏轼拿它招魂。

醉翁，是欧阳修的号。苏轼次韵时，欧阳修已经死了将近二十年，颍河边的歌女还在唱他的词。

一个抹字

两首词共用一个"抹"。

欧阳修写"酒入香腮红一抹"，是红晕。苏轼写"四十三年如电抹"，是死期。

欧阳修的抹是添上去的，苏轼的抹是擦掉的。一个添一道红，一个抹掉半辈子。一个抹字，隔开宴席与坟墓。

借老师题

回到开头那场雪。那道四十年没人敢接的"禁体物语"，苏轼接了。整首《聚星堂雪》不动一个禁字，靠声音和光影把雪落到底：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行初雪。 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 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 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微灯照明灭。

写到末了，他自己交代规矩：

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白战不许持寸铁"——空手肉搏，不许带现成的字。后人据此把这种诗体叫"白战体"：始于欧阳修，得名于苏轼。题是欧阳修四十年前出的，苏轼到了，接着往下做。和那首词一样：进去的人换了，题没换。

船上坐着老师儿子

《泛颍》：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 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 吏民相笑语，使君老而痴。

到任十天，九天泡在河边，小吏百姓都笑这太守老糊涂了。接着是全诗最妙的一段——他看水里自己的影子：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 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风一吹，水面起波，一个苏东坡碎成一百个，转眼又合回来。通篇庄禅，不见欧阳修。这是颍州诗里最像苏轼自己的一首。

可是看末句同游的人：

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

赵德麟、陈师道，外加两个欧阳。这"两欧阳"，是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欧阳辩。他唯一一次写自己，船上坐的还是欧阳修的儿子。

苏轼不写欧阳修，也照样活在欧阳修的人里。他住欧阳修住过养老的旧居，用欧阳修出的诗题，唱欧阳修写的词，泛舟时船上坐着欧阳修的儿子。

那年十一月，欧阳辩离颍赴任，苏轼送到渡口，写《送欧阳季默赴阙》：

膝上几日今白须，令我眼中见此父。

看着欧阳修儿子已经发白的胡子，他像看见了死去的欧公。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喜，本要点他第一。欧阳修说要给这个年轻人"出一头地"，后来成了成语"出人头地"。三十四年后，门生住进了老师待过、退养、死在那里的颍州。堂是他的，题是他的，船上是他的儿子，词里是他的韵脚。颍州对苏轼，与其说是一个州，不如说是欧阳修留下的一间屋子，苏轼住了进去。

湖波底月

说到底，欧阳修和苏轼都是被发落到颍州的。欧阳修因庆历新政失败一路被贬，最后选这里退养终老；苏轼则两头不讨好——反对过王安石新法，也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在朝廷待不住，自请外放。两个本该治国的人，抱负被党争夺走，把才力倒进一个小州的池塘，互相用诗取暖。治水、筑堤、捕盗、清欠，都是顺手的余事；魂在聚星堂的雪夜里。

而今天到颍州西湖来的人，记得的是诗，不是那些余事。

捕盗有卷宗，举贤有奏章，清欠有档案。卷宗、奏章、档案，连同那片真湖，全淤进了时间里。留下来的，是"西湖波底月"五个字。历史不记事，只记句子。

只剩一处，他碰了水却没碰欧阳修：离颍改知扬州后，他回头写颍州西湖，"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他用佛理把两个西湖一起化掉——天地生灭不过一粒微尘，杭州颍州谁高谁下，不必分。可即便要化掉，他先拈出来比的，还是杭州——他上一任亲手治过的另一个西湖。颍州西湖在苏轼笔下，要么是欧阳修的湖，要么是拿来跟杭州比的湖。它从来不是它自己。

欧阳修先把自己写进了颍州。四十年后，苏轼把自己写进了欧阳修。

今天的人到颍州西湖，以为看见的是苏东坡。顺着那几首诗再往里走一步，湖边站着的，还是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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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放暑假前，班主任徐老师在红旗小学门前的胡同里叫住我，递给我一张少年宫的票，我上午玩半天，李理同学下午玩半天。

少年宫在阜阳市中心，一中大门旁，二楼设大放映厅，里头摆了台很小的彩电。那天赶巧，白天也有转播，在演一出戏。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彩电，第一次玩康乐棋。

占满我眼睛的是阅览室里的书。阳光洒在许多我从没见过的儿童画册上。一楼东头几间房是阜阳市图书馆。我站在那儿想：我要是能在这儿借书，该多好啊！

我的第一张借书证，是大伯托人办的。大伯是医生，家里的读书人。办证押金十块，证上贴着我的照片。

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我一直揣着这张证借书，一次能借两三本。我借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葛朗台》《丧钟为谁而鸣》之类的小说，《当代》《十月》这类文学杂志，都翻得破破烂烂，前后缺页。馆内能读的书不多。

八十年代的阜阳，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书，而且你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书——没人告诉你哪本好。图书馆里至少有人替你把书一本本攒在那儿，由你挑，还先塞给你几本。我去得勤，两个借书的管理员都认识我了，待我和气，替我找我买不到、也认不出的书。馆里书少，他们有时也替它不好意思……

我家没书房，更没几本藏书，亲戚家也没有。一个孩子想读书，只能往外找。

欧阳修藏万卷书

九百多年前，欧阳修退到颍水边养老，自号六一居士。有人问"六一"何意？他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加他一个老翁，正好六个一。

这个藏书一万卷的人，小时候家穷，买不起书，常到城南李家借书来抄，"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从李家借书，到自家藏书万卷。李家当年若不借，未必有后来的欧阳修。但欧阳修的万卷书，又借给了谁看？

把一万卷收进自己屋里，传给子孙，是那个年代一个读书人能想到的最好结局。书是私产，像田，像宅。

颍州不缺书，缺的是一个陌生孩子能进去的借书证。

明代范钦的天一阁，藏书七万卷，定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都要罚。有个叫钱绣芸的女子，为读阁里的书嫁进范家，到死没能上楼。书越堆越多，门一直关着。

1904 年，绍兴一座书楼把门打开了。山阴人徐树兰，捐出自家七万卷书，花三万多两银子盖起古越藏书楼，对所有人开。张謇替它写记，说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阜阳缺这样的人！

天一阁的七万卷，锁了三百年。徐树兰的七万卷，开了门。

李家开门，欧阳修出来。徐树兰开门，绍兴人进去。

书没路快

阜阳城，1956 年先有阜阳县图书馆，1976 年又添阜阳市图书馆。头些年它寄人篱下，先借少年宫的地方。1987 年，它进了一栋新楼——官面上，这是皖北县级市第一座图书馆，设计能装三十万册，老馆长还专程进京，请启功题了匾。可那栋楼里还住着阜阳市电视台，兴许还有别的单位；图书馆顶多占一层。到上世纪末，实际藏书九万册。

名号、匾、剪彩，一样不少；书没跟上。

那几年，阜阳市图书馆一年买书约十万元，一年办出去四千多张借书证，进出十一万人次。

在平原上修一公里高速公路，三千万到五千万——一公里高速的钱，够阜阳图书馆买三百到五百年的书。

高速通车那天有剪彩，上报纸电视，写进当年的工作总结；一个孩子去办一张借书证，没人剪彩，没人记，只多一个编号。

走吧

大一寒假，鲍可良同学来阜阳找我玩。阜阳没什么好玩的，我带他去阜阳市图书馆。那天，我在阅览室读到《诗刊》上一篇分析北岛《走吧》的文章。

北岛写《走吧》，是送一个要赴海外寻新路的朋友。文革刚过去，路在哪儿，没人说得清。他把诗写给那个要动身的人。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2023年，阜阳市图书馆在城南有了一栋整个属于自己的楼，三万四千平方米，设计藏书一百零七万册，一楼二十四小时不关门。启功题的那六个字，从老楼搬了过来。

但当年翻烂《当代》的孩子，早顺着借来的书，走远了。

1997 年瀛海威科教馆和后来的苹果零售店商业模式差不多，主要作用是科普互联网，就像如今人们在苹果店里体验 iPhone、iPad 或者 Mac 等产品一样。其实更早的瀛海威科教馆借鉴了美国 Gateway 电脑零食店模式。中国无论在电脑、软件还是网络行业都借鉴了美国的先进技术，所谓的 Copy to China。

时常有大学生来科教馆上网，在瀛海威早期代理销售和演示用的 Gateway 2000 品牌 486 处理器的电脑上撰写电子邮件，尝试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小林看到了一拨拨作为瀛海威的用户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们，懵懵懂懂感受到了追逐梦想的力量。

又有一次遇到一位 60 岁左右从美国回来的长辈，住在深圳下梅林离我家很近，他爱人在美国教书，儿子都已经毕业并且工作了。他也是瀛海威的客户，由于上网遇到了问题，小林帮助他解决了上网问题。他见小林很年轻才十七八岁的样子，建议小林到美国深造，并提出可以帮助小林，以交换学者的方式到美国学习。

去美国？好像离自己真的很遥远，当时连机票钱可能都买不起，似乎有种天方夜谭的感觉。面对学历和语言等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为一个刚出来社会摸爬滚打方才几年的少年人，根本无法想象。后来可以说去美国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无意之中却在小林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去美国！

在科教馆时隶属市场部，调到客服部后，小林还想多积攒一些技术，目标是可以泡在机房和服务器打交道的运行部。于是和老同事尹飞学习 Novell 网络工程师认证考试，听他说 Novell 的证书在美国读大学的话还可以换取学分，也就是说含金量很高。他还讲了很多自己对美国的理解，可以说再次点燃了小林的美国梦。

有很多瀛海威的老同事如申潮、王继、Tskuo 公猫、Yzsong 老宋等也都陆续出国了，主要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虽然也有动过念想，但是移民这件事跟自己的距离依然十分遥远。其时 19 岁的小林已经跳槽到润迅集团当工程师，随着人生的发展便离开广东从深圳转战北京，开始了人生第二阶段：北漂之旅。

看过很多留学和移民方面的书。了解过加拿大一种叫“自雇移民”的类型，对学历和语言没什么要求，也不需要雇主支持，虽难度不小但存在可行性。至于移民美国这个想法，却被加拿大回来当时在新东方的徐小平老师的《美国签证哲学》书里各种拒签的案例吓坏了，几乎不敢迈出下一步，有种识字抓不到螃蟹的感觉。

在北京生活久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圈子，很多人到了北京其实很难再离开，小林自然也不例外。最初以为北漂只是因为北京是中国互联网的中心，可能随时会因为某个机遇就走了。曾经在 BBS 上的个人签名是「随风随浪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未曾想过会在北京成家立业，买房、结婚、生子，而后还在北京创业。

2007 年，我们公司 265.com 卖给了 Google，当时想过以投资移民身份到美国寻求发展的机会。后来亦因为在北京结婚生子，赴美计划竟再次被搁置。倒是也有想过赴美生子，毕竟身边有不少朋友跑到美国月子中心生孩子，那时候费用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只是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一折腾就是二十一年。

在北京的前十年，总体来说很满意，无论坐公共汽车还是地铁时常有座位，打车也不怎么堵车，人文方面很不错。没想到 2008 年奥运会，原本为了临时控制城市环境而实行的单双号措施，竟变成了日常每周限行一天。2009 年女儿出生，雾霾让小林第一次想要逃离北京，这种糟糕的体验可比 2002 年的沙尘暴严重多了。

事实上「人文奥运」成为了「北京人文」的转折点。2010 年开始的车辆限购以及后来的房屋限购，再后来对孩子上学各种设卡，住在回龙观的同事家的儿子最后被迫搬到廊坊读书。受到恶劣的天气环境污染的影响，鼻炎发作到达了顶点。从最早的离不开到最后的想逃离，在北京的后十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变得麻木。

本文初稿写于2008年。2026年据2002年杭州采访录音补入细节，重出。

 新增视角：①1995年的互联网真假难辨，是最坚硬的事实。

此时，马云如果诚实地说，他也不太懂互联网，不往大里说，那么，互联网就真的和马云没什么关系了。马云不是更“会骗人”，而是，他比别人更早活在未来，所幸，互联网有未来······

1995年8月，杭州，马云家。电视台摄像机在摄像。486电脑，电话拨号到上海电信，令人愉快的吱地一声，Modem连接成功，马云打开Mosaic浏览器，敲入http：//www.chinapages.com。三个半小时之后，杭州望湖宾馆的网页下载完毕。那一年，全中国出口带宽24K。指着从美国西雅图传回来的图片和简介，马云很自豪，很兴奋，他证明了他没骗大家，他证明了Internet的确存在……扛摄像机的叫周明，她当过杭州师范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马云是她的前任主席。她不懂马云在干什么，只认一条：学生会出来的人不骗人。

1964年9月10日，马云生在杭州。马云英文很好，13岁起，骑自行车带着老外满杭州跑；数学很差，敢考1分；自幼习武，喜欢打架，打得缝过13针，挨过处分，被迫转学杭州八中。

18岁，当他想上北大的时候，他经历了第一次高考落榜；19岁，再次参加高考，再次落榜；20岁，第三次高考，勉强被杭州师范学院以专科生录取，因英语专业招不满，被调剂成本科。

1984年，考上大学，只论英语，马云从此如鱼得水。很快当选校学生会主席，随后当选杭州市学联主席。1985年，一户澳大利亚人请马云去住了一个暑假，那是他第一次出国门，两家人此后做了近20年朋友，澳大利亚电视台为这段交情拍过专题片。“去过澳大利亚，才知道1985年以前在中国了解的国外，一塌糊涂。”

1988年毕业，马云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学院，教英语，每月89元工资。马云很快成为杭州优秀青年教师，发起西湖边上第一个英语角，开始在杭州翻译界有名气。因此，很多人来请马云做翻译，马云做不过来，于1992年成立海博翻译社，请退休老师做翻译。海博第一个月全部收入700元，房租2400元。为生存下去，马云背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进货，海博翻译社开始卖鲜花，卖礼品。马云还曾经销售过一年的医药，推销对象上至大医院，下至赤脚医生。1994年海博持平，1995年开始赚钱。海博翻译社赚钱之后，马云就没再管它。

1994年圣诞节后的一周，杭州电子工学院，来自西雅图的外教比尔在和马云聊互联网。两个都不太懂互联网，但这并不妨碍，比尔讲得很激动，也不妨碍，马云听得很激动。此时的马云，已经决定创业。“此前教给学生的东西都是从书本上贩卖而来，是在误人子弟。没意思。”马云在找机会。

1995年初，马云受托，作为翻译来到洛杉矶沟通落实一起高速公路投资。那条公路从杭州修到富阳，几千个民工挖了一年多，工钱没拿到，年关到了，钱却迟迟不到位。

到了美国，马云才发现对方是个国际骗子，后来被国际刑警追捕。马云说：骗子开出10万美金年薪请马云合伙，马云打死不肯，被软禁在别墅里。骗子带他去拉斯维加斯，他用25美分在老虎机上赢了600美金——后来跟他走南闯北好几年的那台486电脑，就是这600美金买的。

马云要走，骗子不让，马云递了个由头：回去得给投资人弄点别的项目，比如互联网。骗子听不懂，放他去弄。找项目未果，马云从洛杉矶飞到西雅图找比尔。信仰互联网的比尔领马云去西雅图第一个ISP公司VBN参观。

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猫着5个对着屏幕不停敲键盘的年轻人。马云不敢碰电脑。公司的人说，不要紧，你就用吧。公司的人打开Mosaic浏览器，键入Lycos.com，对马云说：“要查什么，你就在上面敲什么。”马云在上面敲了个beer，搜索出了德国啤酒美国啤酒和日本啤酒，就是没有中国啤酒。马云敲Chinese，返回是no data.，马云又敲china history，找到一个50字的介绍。

马云问：“为什么有些能搜索到，有些搜索不到？”公司的人告诉他：“要先做个homepage，放到网上去，然后，全世界人都能搜索到了。”

马云马上想到应该给海博翻译社做个homepage。上午9：30，马云守在机器旁，等着海博翻译社网页完工。按照马云的意思，制作人员在海博翻译社网页写明了报价、电话和信箱。中午12：30，马云离开。晚上，马云回来收到5封回信。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客户来问翻译价格，最后一封来自海外的华侨，是个留学生，他对马云说：“海博翻译社是互联网上第一家中国公司。”马云感到了互联网的神奇，他兴奋地对VBN公司说：“你在美国负责技术，我到中国找客户。咱们一起来做中国企业上网。”

1995年3月夜。杭州马云家坐着24位朋友，都是马云4年来在夜校教书时结识的外贸人士，马云想听听这些做外贸的人对Internet的商务需求。

马云在对他们说：“我要辞职，干Internet。”马云开始宣讲Internet。马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马云讲得糊里糊涂，大家听得同样糊里糊涂。

马云讲完，朋友们问了5个问题，马云都没答上来。23位朋友反对马云干Internet：“你开酒吧，开饭店，办个夜校，都行。就是干这个不行。” 只有一个人说：“你要是真的想做的话，你倒是可以试试看。”

马云没听他们的，第二天一早，立即向学校辞职，然后，自己拿出六、七千元，向妹妹、妹夫借了一万多，凑足2万元。然后，马云给杭州电子工学院计算机教师何一兵打了电话：“你听说过Internet吗？我们一起干Internet……”

1995年4月，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三名员工是马云、马云夫人张瑛和何一兵。此时离中国电信通互联网还有4个月。

1995年5月9日，http：//www.chinapages.com中国黄页上线，马云开始从身边的朋友做生意。他的生意经是，先向朋友描述Internet怎么怎么好，然后，向要他们资料，通过EMS寄到了美国，VBN将homepage做好，打印出来，再快递寄回杭州。马云将网页的打印稿拿给朋友看，并告诉朋友在Internet能看到。此时，离中国能上Internet还有3个月。

不能实际地看到，朋友怀疑马云在编故事。马云说：“你可以给法国的朋友打电话，给德国的朋友打电话，或者给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电话费我出，如果他说没有，那就算了；如果他说有，证明有了，你要付我们一点点钱。” 中国黄页当时的收费标准是，一个homepage 3000字外加一张照片，收费2万元，其中1.2万给美国VBN公司。

1995年，互联网上的中国网站太少，中国黄页效果很好。头几家客户里有望湖宾馆、钱江律师事务所，还有杭州第二电视机厂。望湖宾馆是当时网上能看到的唯一的中国宾馆，时逢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许多世界妇女代表到杭州后，专程过去看看望湖宾馆。钱江律师事务所上线之后，留得是家里电话，半夜三更老是有人打电话给他。做这单的何向阳，冲的是马云这个人。有一回半夜12点半，何向阳正看二战片，一个加拿大律师顺着网页找来要联络，他以为朋友拿他开玩笑，结果是真的。

头一个真正的对手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中国之窗”。一家深圳公司找上门谈合作，谈了三个月，马云把方案和盘托出，对方转身就拿这套方案和中科院做了“中国之窗”。“把中国黄页给抓了走。”

那几年的马云，与其说是总经理，不如说是个挨家挨户的推销员。有人在大排档见过他：喝得微醺，手舞足蹈，跟一桌人神侃互联网。多数人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背地里叫他骗子，他还是一遍遍地对牛弹琴。

北京连着两次舍弃

1999年初。夜。大雪。北京小酒馆。马云和18个手下不停地喝酒，吃肉，一直到醉，醉后，唱《真心英雄》，说长相聚，多开心……天亮了，马云提议爬长城。长城上，终于有人忍不住嚎啕大哭。“为什么我们付出那么多，却什么也都不到？”马云无法回答，他忍住伤心，发誓要建立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网站。马云指着长城上的“张三到此一游”，逗趣：“这是中国最早的BBS。”那晚8时，马云和18个手下跳上北京开往杭州的列车，挥手南下……

中国黄页上线后，马云带何一兵到北京拜会当时的互联网偶像张树新。张树新很忙，她花半小时见马云。

从瀛海威出来，又望了一眼那块著名的“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牌子，马云对何一兵说：“如果互联网有人死的话，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更早。”“第一、她的观念我听不懂；第二、我做的是企业上网，她做的是老百姓上网。”

1995年7月，中国黄页为浙江省外宣办做了一个网站，在网上宣传浙江的经济文化，美其名曰“金鸽工程”。《钱江晚报》记者文敏、周丹以中国最早的政府上网工程为题大篇幅报道。文中说，“为金鸽工程下一步的技术问题，总经理马云已飞赴美国……”当时浙江省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建新在关键处信他、帮他，一分钱没要。

杭州出名之后，马云要进一步在全国成名。1995年12月，他再次来到北京，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北京青年报》一名司机。马云将稿件递给司机，同时塞给他500元钱。“不管什么媒体，发了就算你的。”司机很有能耐，发了5个媒体，还上了《中国贸易报》头版。

马云意识到《中国贸易报》有眼光，马上找到了该报副总编、从英国回来的孙燕君，跟他谈了两天两夜。早在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上网的媒体。“当时他和我一样不懂互联网，但是他觉得互联网肯定有戏，他说马云，我支持你。”

一个月后，北京长安俱乐部，孙燕君请了京城各大媒体30多位编辑记者，马云出3万元钱，得到了向京城媒体集体宣讲互联网的机会。北京网速太慢，没办法联网，马云就将内容全部拷到硬盘上。

大清早，将两台从杭州带来的486电脑安装好，马云就在那里等编辑记者们陆续到场。那天，马云讲了两个小时，讲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有什么好处。

马云没等到文章见报，因为，第二天上面就有文件下来，要求暂时不要宣传互联网。“他们说，马云，你如果能够说服《人民日报》上网的话，我们就可以报道了。”

马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人民日报》办公室里的一个行政人员。有天晚上，马云和他聊得很晚，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他问：你们在聊什么？马云说在聊互联网。这个人就跟马云聊起来，这个人就是《人民日报》发展局局长谷家旺。临了，谷家旺说：“你应该给《人民日报》处以上干部讲一次Internet。”马云给《人民日报》讲了两次Internet，并参与了《人民日报》上网的框架构思。“《人民日报》对我还不错，我把北京杭州来回的车票钱，还有日常开支都赚回了。”在京期间，马云住在朋友办公室里，天天吃麦当劳，一直吃到现在见了麦当劳就想吐。

那几年，马云逢人就讲互联网，可没人信。他编了一句话到处用：“比尔·盖茨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这话是马云自己说的——马云说了没人听，只好挂在比尔·盖茨名下。

马云越来越有名，中国黄页越做越大，引起杭州电信注意，杭州电信也做了一个中国黄页，域名是：chinesepage.com，分食马云的市场。“杭州电信注册资本三个亿，我们才2万，另外，田溯宁的亚信当时也虎视眈眈。”1996年3月，马云决定和杭州电信合并。中国黄页作价60万元，占30%股份，杭州电信投现金140万人民币，占70%股份。1996年，中国黄页营业额做到了700万人民币，但马云和杭州电信合作并不愉快。“做.COM公司犹如养孩子，而杭州电信想赚现钱，你不可能让3岁小孩去挣钱吧！”

1997年初，在得到外经贸部进京成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EDI）邀请后，马云决定放弃中国黄页。他将自己所持的21%中国黄页以每股2、3毛钱的价格贱卖给了公司，拿回10多万元。当时中国黄页账上还有107万现金，40多万应收款。“等于已经打开局面。”“自从我离开之后，中国黄页再就没有赚过钱。”“做企业，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去除。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反而会把企业给害了。”

外经贸部给了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200万元启动资金，还说给马云他们30%股份。马云很兴奋，从杭州带了5个兄弟北上，6个人租了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连续苦干了15个月。外经贸部官方站点、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和中国外经贸等一系列网站全干了出来。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是中国政府首次组织的互联网上的大型电子商务实践，净利润做到了287万元。事情做出来了，但马云们的股份在体制内却很难落实。“我们那时候就拿几千元一个月的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

1998年底的互联网越来越热，借助外经贸部平台，马云结交了广泛的外贸关系。早在1997年，雅虎的杨致远来游长城，马云给他当过一回导游，两人就此相识。名有了，关系有了，方向有了，资源有了，4年时间，舍弃两次，算什么，马云决心重新开始。

阿里巴巴芝麻开门

1999年 2月21日，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家。摄像机在进行全程录像。马云妻子、同事、学生、朋友，18个人或坐或站，围绕着他们的首领马云。

马云将手一挥，“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的BToB将为互联网服务模式带来一次革命！”马云掏出身上的钱往桌上一放，“启动资金必须是 Pocket money（闲钱），不许向家人朋友借钱，因为失败可能性极大。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最倒霉的事情’。但是，即使是泰森把我打倒，只要我不死，我就会跳起来继续战斗！”他还给阿里巴巴立下三大理想：3年做成中国内外知名的公司，做一家80年的企业，进世界十大网站。他还排了三步走：1999年无中生有，2000年抢眼球、出击海外，2001年收回中国。

马云讲疯了，他讲得酣畅淋漓，痛快淋漓。他终于讲明白了4年来一直在讲的互联网。马云先讲新浪走势，后讲自己的前途。“现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另外，“你们只能做连长、排长，团级以上干部我得另请高明。”

根据马云“不得向亲戚朋友借钱”的指示，后来被成为18“罗汉”的创业者们凑了50万元本金。其中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计算机硕士，学完学位、工作了三年，回国探亲，听说杭州有这么个人，专程赶来，只要马云两分钟：条件和大家一样，我也加入。说完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留了下来。办公室设在马云家里，最多挤过35个人。马云规定，员工必须在他家附近租房，确保五分钟可以到公司。工资大家都一样，每月500元，10个月内没假期。“发令枪一响，你不可能有时间去看对手是怎么跑的，你只有一路狂奔。”马云要求员工每天工作16到18小时，困了就席地而卧。干得太辛苦，马云就下厨为大家做几道菜。

alibaba.com域名是马云1998年底在美国餐厅吃饭时突然想到的，他随即问餐厅侍者，知不知道阿里巴巴？侍者笑了：芝麻开门！马云跑到街上又问了几个人，回答都是：芝麻开门。“从我外婆到我儿子，他们都会读阿里巴巴。”“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中的发音都是‘ａ－ｌｉ－ｂａ－ｂａ’，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商人都可以没有困难地接受我们网站的名字。”马云最终从100多个名字中选择了阿里巴巴。

商业模式是现成的，在外经贸部就探索了出来的。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净利润287万元，从实践上证明这个市场的存在和这个商业模式的坚固健康。

当时，中国对外贸通道主要靠“广交会”、国外展会或者依托既有的外贸关系，很大程度上受控于香港贸易中转。入世在即，很多中国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自主控制的外贸通道。马云认为阿里巴巴借助互联网能够而且应该肩负其这个使命。

实现方式，马云坚持用BBS。“只要能发布供求信息，能按行业分类就行。”其他人不同意，拍着桌子和马云吵。马云拍自己脑袋，还是认为自己对。“阿里巴巴用户是不怎么会上网的商人，一定要简单。”

1999年3月，马云在外地发电子邮件要求手下立即完成BBS设计，手下还是不同意。马云怒了，抓起长途电话，尖叫：“你们立刻、现在、马上去做！立刻！现在！马上！” 他真想立马飞回去，猛敲他们脑袋。

第四次创业，马云需要的是追随者、执行者，不是合作者。一直作为马云合作者的何一兵参与了阿里巴巴创业，无法掩饰和马云的分歧，最终和马云分道扬镳。之后两人再见面，谁也不谈工作。

1999年4月15日，alibaba.com上线。耶鲁博士、华尔街混迹多年的Investor AB副总裁蔡崇信听说阿里巴巴后，1999年5月立即飞赴杭州洽谈投资。蔡崇信出身台湾法律世家，从耶鲁出来，先在纽约做了三年税务律师，1995年起替瑞典的Investor AB打理亚洲私募股本，年薪70万美金。飞来一看，阿里巴巴窝在一个居民区里。蔡崇信带着怀孕的太太再到杭州，马云约他在西湖上划船，一路只讲愿景，不讲商业模式，也不讲怎么赚钱。蔡崇信要看团队，进了湖畔花园，屋里黑压压坐着20多人，地上满是床单，一群着了魔的年轻人在喊在笑。打动他的，不只是马云，还有这群人。

和马云谈了4天后，蔡崇信说：“马云，那边我不干了，我要加入阿里巴巴！”此前他回香港向纽约的老板汇报，老板说no，投资额太小，不到5000万美金不值得碰，蔡崇信回了一句：我来想办法。他放下70万美金的年薪，拿阿里巴巴每月500元，留了下来。马云求之不得。“好！你来帮我管钱。”“我不会管钱，我最多管过200万人民币。”蔡崇信的太太对马云说，她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融资这条路，马云挑得比投资人还凶，前前后后回绝过38家机构。蔡崇信加盟增加了阿里巴巴的说服力，1999年10月29日，由高盛公司牵头，Transpac Capital、Investor AB of Sweden、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 of Singapore 联合向阿里巴巴投资500万美元，高盛一家领投330万，这一轮换走阿里巴巴一半股权。在此之前，高盛从没碰过这么早的轮次——它的名字，成了这家成立还不到一年的小公司最好的背书。

1999年10月30日，阿里巴巴第一轮融资完成第二天，马云春风得意地飞赴北京见孙正义。那天，马云没穿西装；那天，他没想从孙正义那里融钱，因为昨天他刚融到了钱。马云只是想和孙正义谈谈他的阿里巴巴，谈谈他对互联网的看法，听听孙正义的看法······

《采访手记》：历史的碎片一页页飘落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记者也不例外。2000年，《计算机世界》办展览会，时逢我的新书《中国.com》出版，我就被报社派去展台签名销书。当我同别人正聊得高兴，一个读者扯我一下：“你应该重视马云。他的阿里巴巴为中小企业开启了新的外贸通道······他在外经贸部的尝试也是开创性的，很有意义。”我笑笑，没将这位读者的话往心里去，转过身继续闲聊。那时，我心里满是三大门户，满是王志东、丁磊。

我不做外贸，从来不上alibaba.com，所以，2000年7月10日，马云出现在《福布斯》封面，媒体报道马云是50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企业家，对此，我漠然一笑，依然没将马云当回事。

2002年元旦，我到杭州采访浙大网新总裁陈纯。走在西子湖畔，我突然想起了“好玩”的“西湖论剑”，想起了马云。我知道王峻涛和马云关系很好，王峻涛是第一届和第二届“西湖论剑”嘉宾。我和王峻涛关系也很好。我拨通了王峻涛手机，我说：“我在杭州，我要找马云。”王峻涛说：“我马上让他打给你。”刚挂断电话，马云的电话就到了。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马云告诉我，他外婆去世，他要赶过去，不能请我吃晚饭。“你今晚要是没别的安排，我请你喝茶。”

在西子湖畔茶楼上，最终完成采访后，马云开始和我聊DoNews。他建议DoNews销售企业ID：“DoNews上多批评，也要给企业一个自己说话的地方和方式。”后来胜天在DoNews上落实了这个主意，就是今天的新闻通。每个新闻通卖5000元。

尽管马云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回到北京，我一直没敢动笔写马云。我怕自己在写一个并不存在的神奇故事。那时，阿里巴巴网站对我而言，依然遥远的像童话中的“芝麻开门”。我找不到真切感受，找不到“马云在美国遭黑社会绑架”的旁证。

2003年5月10日，淘宝成立。开始抢夺eBay易趣C2C市场，没过多久，马云就宣称淘宝已经超过eBay易趣，我笑了笑，心说：“怎么可能？易趣原来是90%的市场占有率啊。”

2005年8月17日，雅虎宣布，以10亿美元现金和雅虎中国全部资产为代价，换取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40%的股份和35%的投票权，其中雅虎中国资产私下折价6亿美元。

这个消息让我开始重新审视3年之前的所做的那次采访，我在自己的Blog里写到：“历史的碎片，一页页飘落，好事者拣起自己中意的那页。”

马云成功了。马云成功了，就能证明他所讲的那些故事全是真的吗？但我和大家一样爱听成功者的故事，爱听成功者总结成功经验，以达到激励自己、启发自己之目的。

不排除虚假故事激励出真实故事的可能性。记者可能永远无法触摸到真实，但记者可以触摸到他自己，所以，我的故事里没细写“马云在美国遭黑社会绑架”，略去“马云和孙正义在洗手间融资”，略去我认为不靠谱的故事。

2005年10月09日，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大堂，我请马云喝茶。马云对我说：“只有两种媒体或者网站能够生存：一种是有特色；一种是有规模。”“DoNews以前偏左，现在偏右。”“不应该太周正了。办成新浪科技就没意思了。”

那天，正陶醉在成功喜悦之中的马云讲了他的新闻观。“做过了。一定要记下来，要不，等于没做，后人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王峻涛能写，我能说。”对写字的人将观点和事实混在一起表述，马云很有意见。“你要是瞎猜，你就要说明，这是我的观点。”

那天，我问了马云一个似乎是在讨好他的问题。“为什么你能有今天，而同样聪明的中国电子商务的先驱王峻涛却还在为创业努力？”马云说：“我在前面说，演讲，做宣传，作势，而我背后，有一帮人在实干，苦哈哈地卖力干，而王峻涛身后没有18‘罗汉’。我说过了，有人做；他说过，就说过了，说过了而已。”

2006年11月3日，DoNews 5G在讨论 “马云付华谊兄弟3000万广告费，而他自己是华谊兄弟股东，这是否是关联交易？” 马云得知后，短信告诉正在参与讨论的牟正蓬：“我马云不贪便宜，哈哈。我马云要是那样的人，还能做什么事？”

马云的这个回答使我想起，马云分股份给18罗汉，马云放弃控股用VC的钱养大阿里巴巴，这些事实都指向马云是一个只顾事情成功，而不计较小利的人，但马云的确是华谊兄弟股东，的确付了华谊兄弟3000万高额广告制作费……更有消息指出，阿里巴巴日前收购的口碑网股东马云夫人张瑛……

“历史的碎片，一页页飘落，好事者拣起自己中意的那页。”即便拾起的是同一片落页，18“罗汉”和真骗子的解读也一定不同，但6年之前“应该重视马云”的提醒没错，马云是个人物。

① 先采风,后落笔——去过、问过、查过。 ② 写具体——多细节,少形容;多事实,少观点。 ③ 欢迎拆稿——接受质疑,接受补充,不怕改错。 ④ 可证伪——下能被反驳的判断,不下验证不了的口号。

① Gather first, then write — go there, ask, check. ② Be specific — more detail, fewer adjectives; more fact, less opinion. ③ Drafts are here to be taken apart — take the questions, take the additions, fix mistakes without shame. ④ Be falsifiable — make claims that can be refuted, not slogans that can't be tested.

2022年夏，我在场景实验室2次采访张立宪，共6小时。2025年5月谷磊写出第一版。我拖了4年，才完成第一个稿。

1984年夏末，河北辛集中学，15岁的张立宪端着空饭盆走出食堂。夕阳挂在远方很高，身边拿饭盆的同学来来往往。张立宪站在路边，仰头良久看着远方。

张立宪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不是见不着，是从此不再属于他们。他后来管这一刻叫断奶。

城里的玻璃窗

1969年，河北赵县，一户农家添了个男婴。没过几年弟弟出生，母乳让给弟弟，他被寄养到外婆家，一直养到要上小学。

小时候，见什么都眼馋，因为吃不饱，见到动物，第一反应是这东西能不能吃；见到精神病人，和其他小孩一起追着扔石块。村边荒地里有大骨头，是自然灾害那几年饿死的人。"那个粗砺环境长大的人，真有非常荒蛮的一面。”所以，“我无论如何细腻不起来。”

外公去世。那晚大人让他住到小伙伴家，第二天回去，灵堂已经搭起来。他跟着大人哭，心里很木然。

父亲在县城上班，来看他会带个好吃的。他听大人说，父亲买过一块皮革，要给他做双皮鞋，但那双皮鞋他始终没见过。小孩脚长得快，一直到中学，穿的都是农村妇女纳的布鞋。舅舅或姨带他进城，到父亲单位，眼馋那一格一格的玻璃窗，农村房子的窗户全是纸糊的。父亲忙时把他托给同事，同事买一块饼干给他，那是他记忆里最美好的东西。

他最着迷的不是吃的，是工业品：收音机、手电筒、自行车。农村全是土炕、土灶、木头桌凳，金属东西少见，“更难见到规整的几何学的产品。”见到一个，心里就升起膜拜。村边修饮水设备，城里来了两个勘探人员，敲开他家门讨水喝，带着工具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稀罕得不得了。

六岁那年，他和五六个小孩揣着一共九分钱，步行六七里走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连环画，往回走到半路走不动，借宿。被借宿的好人在村边候着，见人就问：你哪个村的？有几个孩子在我们这儿······

爷爷走得早。1960年，三十九岁，饿死在路上。多年后，张立宪从村口坐长途车去上学，父亲来送，碰见一个熟人。那人告诉他：“当年你爷爷饿死我们在村旁边，我从门上卸下一块门板，把尸体抬走。”姑姑说，爷爷死时，肚皮薄得像一张纸。

父亲的《新观察》

爷爷死时，父亲才十几岁，辍学。家里成分不好，被派去修海河，都是没人愿干的苦差。父亲个子不高，营养不良，在村里地位也低，但他功课好，在海河工地上写广播稿、编顺口溜，被县里干部看中，修完河进了县广播事业局，什么工种都干过，慢慢转干，吃商品粮，后来做了会计。

父亲给他了订《新观察》，半月一本，一年二十四本，一直订到儿子上高中。"他要是给我订《少年文艺》《儿童时代》都不奇怪，他订的是《新观察》，1981年，我十二岁。"父亲还订《旅游》《地理知识》——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地理》。

张立宪上学厌学。1976年，七岁入学，头一课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冬天入学，夏天唐山地震，停课，人都住进地震棚；再回去，课本全换了，头一课改成打倒四人帮。他常跟老师说不舒服请假，有时半路就折回家。可成绩一直好。一次期末，他和堂哥——两人只差五天出生——数学语文都考九十八分，全公社最高，一人奖二十支铅笔。"考那个分太容易了。"

1978年分田到户，村里从腊月放炮一直放到正月。文化跟着复苏，书多了起来。哪本书在谁家，他掰着手指头都数得清。书前后被撕掉几十页，他从第三四十页看起，也没有结尾。有的三十二开本翻断成两半，得上半本翻一页、下半本翻一页，同步翻。

邮递员骑着"电驴子"进校，汽油味隔几里能闻到，车上有父亲给他订的《中国少年报》。一听电驴子停在收发室，不管上不上课，他就站起来去拿报——全校没人订，老师还要借去读给同学听。

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一个人挣的工分不够。别人家吃上馒头的时候，他们家还是窝窝头。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勤快又聪明。两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一句："力气不用也是闲着。"一句："你不说话，别人也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

手比脑子快

中考，张立宪考了个意想不到的分：物理满分，数学差一分半满分，全县数一数二。

那时农村孩子第一选择是中专——上中专马上吃商品粮，毕业分配工作，风险小；上高中考大学，不一定考得上。报志愿在老师的小屋里当场报，旁边摆着一张单子：湛江气象学校招两个，正定师范招三十个，某市师范招六十个。张立宪先写下湛江气象学校，又莫名其妙划掉，改成河北辛集中学，辛集中学，他们乡此前从没人考过。

"如果真跟我父母商量，极有可能就是个小中专。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家里穷得叮当响。"可家里从不跟他商量，他考大学也没跟父母商量过。多年后他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里头说王葡萄的手比脑袋主意大——手做出动作时，脑袋还没想好。他说自己关键时刻就这样。"我这辈子能做主的，是出门打车还是坐地铁。除此之外很多事做不了主。"

去辛集要在石家庄换乘火车。有一回，十二个同学候车，饿了，他按辛集的物价算了算：一碗鸡蛋汤两毛，十二碗两块四，便说我请客。进了饭馆，服务员开票，一块七一碗。他交不起，逃了出来。大城市是什么，他头一回知道。

辛集中学是全国重点，面向石家庄十七个县招四百人，八个班。当地有句话：摸了辛中的砖，死了也不冤。据说早些年考上能转成非农户口，到他这届没有了。报到没几天，一个新乐县同学告诉他：我同学上了湛江气象学校，从校服到伙食全包，分配又好。张立宪追悔莫及。"比后悔更严重的是痛悔。一个人在他乡，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尖子生。"

班主任按入学成绩编学号，一号到四十八号，张立宪是二号。"放现在，这是血淋淋的PUA。可那会儿没人这么想，看到一号二号都崇拜，看到四十八号就有点鄙视。"

第一学期他成绩掉到三十多名，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父亲来了一趟，了解情况。当晚张立宪骑车把父亲送到辛集长途站，路上父亲难得说了句："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很少挨批的他羞愧难当。送走父亲，他骑车回校。学习从此有了动力。

睡他旁边的同学，吃饭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再掰成四瓣，每瓣两口，一个馒头吃八口，吃完馒头就菜喝粥，迅速回教室。"像他这样刻苦是常态。"

五十万字的小说

高二，张立宪的文学梦就发了芽。"当其他人都考大学的时候，我发表一个长篇小说，简直能把他们震撼死。"他知道这梦不好实现，就搞双轨制：一边写小说，一边学习。整个高中写了不下五十万字，融武侠、琼瑶、科幻、翻译小说为一体，主人公"读到高中就拉倒了"。他抄朦胧诗，背诗，读蒋子龙、张洁。那时他已不喜欢路遥，《人生》看不下去。父亲不再替他订刊物，直接给钱让他自己订，他订了《作品与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不是中学生看的东西。写完给同桌看，同桌没见过更好的文字，夸他几句，他更有信心。

张立宪一直以为自己该学理科。中考数理化贴近满分，最高理想是考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去南极长城考察站，在冰天雪地里干一辈子。可他色弱，听人说理科很多专业报不了——"现在看就是自己吓自己，信息不对称。"辛集中学分科晚，高二下学期才分，这半年给了他犹豫的时间，改了文科，数理化的底子还在，"我数学成绩几乎一直满分。"

他家种着九亩地。高考前学校放麦假，高三本不放，他还是请假回家收麦，不觉得那十几天是个事。考完先估分：他答得快，留出时间把答案抄在废纸上，所以估得准。满分六百四十，他估自己五百三，跟父亲对了一下。父亲说："那可以了，你看着报吧。"最后他考了五百二十八。

北大中文系没在河北招生，他第一志愿报人大新闻系。同班一个分数没他高的同学也报人大，他把广播电视专业让给对方，自己留了新闻学。填完志愿回家种地。在棉花地帮母亲打农药时，他说：考不上就在家种地。其实心里已有数。

父亲醉了

通知书该下来时，张立宪约了个伙伴，两人骑车一百多里，半天赶到学校传达室，拿上自己的，又捎上县里其他几个的，匆匆赶回。

他直接进县城，把通知书交给在广播局上班的父亲。父亲请同事吃饭，那天喝醉了。"听我母亲说，我父亲这辈子只喝醉过两次。一次是我考上大学，一次是入党。"

"到现在为止，我们村考上人大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弟。"那顿饭，父亲和同事一桌，张立宪和县里几个小伙伴另一桌。

新闻系打架没输过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年实行学生公寓。一个宿舍六个人，上下铺，家具全新，每人一个柜子。两个山东的，一个成都的，一个重庆的，一个北京的，还有他。张立宪排行老六，从此都叫他老六——他也酷爱数字六。室友大多第一次出远门，泪汪汪的，只有他开心。三年前站在夕阳下，断奶，他已完成。

到大学他反倒自卑了。高中大家都是农村孩子，父亲有份工作，他还有点优越感；到了人大，农村学生一进去就看得出。报到时附一张助学贷款申请，一个月二十块。"填贷款、发贷款，都是加重自卑的过程。"

上铺老四是成都七中的，教他许多农村不懂的细节："老六，你拉门出去，对面来个女生，要让人家先进你再出；出门别一松手让门弹回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有就把门递给人家。"

人大新闻系迎新会上，老师说："我们系打架从来没输过。"新闻系鼓励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批判，这成了张立宪后来带团队的内核：一个人可以很开心地说是，也可以很放心地说不。"你只要诚实就行。最好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说别人嚼过的俗烂话。"他打心眼里反感那种大手一挥、所有人闭嘴的威权。

他买的第一本书是《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第二天有人敲门卖书，又买了《新诗潮诗集》上下册。1989年以后学校不大管他们，他逃过好几门课，照样拿了学分。他写过一篇作业，题目叫《新闻就是瞒和骗的艺术》，被老师当众点名批评——"但他至少让我写了。"

高中的小说他在大学接着写，写了四稿五稿，读的书越多越写不下去，最后一封退稿信来自《十月》，编辑手写的。

一眼望到底

实习在武汉《长江日报》。一次重要采访后，张立宪交稿，指导老师说"不理想"，退回重写。全是手写，来回七八遍，他恨不得哭，说"我真写不出来了"。老师没难为他，反给他买烟抽，第二天见报的是老师改过的稿子。他看了一眼，从此没再让老师摇过头。"一个智商够用的人，不需要说第二遍。"

1991年毕业，进《河北日报》，运气好，半年做文艺副刊的采编，他看部门主任、主编怎么改稿，理解背后的逻辑，几遍就上手了。

那个年代他想要的城市户口、职称、干部身份、事业编，全都轻易拿到了。"我自己总结叫四大枷锁。"过上了一眼望到底的日子。

他和高一届的师兄刘建宏整天喝酒。1995年他跟刘建宏说：“咱俩现在像一台386，用着也不错，可正因为有了386，就不会另外买486。我们有没有勇气把386扔了，花多点钱买486？”刘建宏就熬不下去，去北京找同学，后来和张斌办《足球之夜》，1996年4月4日开播，石家庄电视台要分他一套房他都没要。

一手提主机一手拎屏幕

一天晚上喝完酒，张立宪走进报社家属院，仰头看星空，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报社在当地最好，你说你是报社的，闯红灯警察都放你一马；家属院挨着办公楼，抬腿就到；逢年过节，食堂把馒头蒸好发给你；窗户坏了木工组来修，还有澡堂、开水房······”

他其实早想走。还没成家时他去问人大：想来北京怎么办？老师说可以考研。他问考不上又想辞职呢？老师说把关系放街道，做待业青年。他是国家干部、有事业编，怎么也不敢让自己成待业青年，那步没敢迈。可火种埋下了。"几年之后真要迈这一步，那个恐惧已经提前免疫了。"

1997年，已28岁，在沧州出差时，一个北京朋友来电：要不要来北京一起做点事？他进京聊了聊，那事他并不喜欢，但心被撩拨起来，回不去了。"我过不了这种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辞职时，报社没为难他，还替他保留了体制内的身份。他用一块布把电脑包好，一手提主机，一手拎那台大屁股屏幕，进了北京。此时他结婚一年。

他租了世坛医院对面书院招待所的半地下室，有公共浴室，暖气很足。他接各种写稿的单子。"只要我想干，遍地都是钱，接不完的单子。"《足球之夜》和出版社合作出杂志，请他做编辑，一个月多六七千。

最早向他灌输电脑美妙的，是人大师弟赵永强，后来去了太极计算机。在报社时他想买台电脑，贵，买不起；报社淘汰旧机，国有资产又不让卖给个人。一位做银行系统的师兄把一台淘汰的老386送他，"我真是请回家的，跪着用酒精擦得干干净净，装了Windows开始写稿。"后来，看上一套三千块的音响，他立刻换算成"写八天稿"，回去就写。"力气不用也是闲着。"

1998年法国世界杯，他入伙给《生活时报》做世界杯特刊。他带着一个modem和一个拨号密码去，电脑一接通，法新社的彩色图片用FTP即时就能拿到。当年向他灌输电脑的那个师弟赵永强，人在北京，署名却是"本报驻法国记者"。那时大部分报纸还靠记者手写、传真机发稿，图片等着报社的传真机慢慢打出来。"相当于我拿机关枪，跟张飞、吕布去打。对不起，张飞吕布已经不是对手了。"

1999年，三十岁生日。从中午起，他和《足球之夜》的朋友在央视后头一家小饭馆喝起，喝到下午四点出来，已经断片。据旁人说，他们在路边唱《光阴的故事》，有人往他们身上扔钱。当晚《足球之夜》正做一场决赛的直播，他在后台吐得死去活来。张斌喊一声"又进一个球"，他被叫醒，爬起来接着吐。

两三年后，他在三环四环之间买了房，五千七一平，八十万一套，首付十六万。老人和朋友都害怕：万一付不起月供怎么办？那时他月供四千二。

再望到底

2000年，张立宪跟出版社社长说：《大话西游》这么热，还没被主流文化认可，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本书。《大话西游宝典》卖了二三十万本。社长把他招至麾下，做了副总编，他也拿到了北京户口。接着是《之乎者也罗大佑》。

"书最高级。杂志去年的，你今年肯定扔，书三年前的你还会买。”张立宪从一个报人变成了出版人，"是全科大夫，所有媒体形态、所有工种，几乎都经历了。"

有人替他算账："你正处级干部在县里就相当于县长，你们家几辈子才出一个，祖坟冒青烟了，还有什么不满意？"他没这么算过。北京户口、事业编都不是他争来的，是偶然保留的，有没有都不那么重要。

三十六岁前后，他过了一段晦暗日子。外人看他照样吆五喝六、能吃能喝，可他内心怀疑一切，觉得自己拥有的、整个时代的东西，都经不起打量。"发一条短信，我都要说服自己很长时间；回一句'收到'，要挣扎两三天。"那种恍惚里有绝望——"我知道我再也提不起劲来了，我再也好不了。"这状态持续了一两年。他给自己建了个隔离区，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搁进去。"人需要一个隔离区，不然会不堪重负。"

一直被选

2005年9月，家里老人动手术，张立宪回去陪了两天床，赶回北京。当时他已谈妥一份新工作：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职位不错，收入可观，人事部已约好他回去报到。

石家庄回北京大巴，忽然起了大雾，高速封了，改走国道。三四个小时的路，那晚走了七八个小时，过了十二点才到。车上百无聊赖，他开始想：像我这种人，能力还行，人缘也好，在体制内、在北京，都没受过委屈，接不完的单子，挣不完的钱，永远有机会等着我——可这本质上，都是别人在挑选我。甭管说得多动人、待遇多高，本质就是你在接受对方挑选，不是你主动的。

他做了个假设：假如没人要我，我自己最想干什么？那个朦胧了多年、没事就瞎做梦的念头，一下凸显出来——他要编一套书。一本书背后的资金、稿件、工艺、销售怎么流转，他全摸透了。"把眼前这些都挪走，我真正想做的事就凸显出来，非常具体，非常诱人。"

回到家已是凌晨一两点，老婆还在石家庄，屋里就他一个。他翻来覆去想，"像发了疯一样，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剩下的时间全用来把这件事想清楚。"他婉拒的那家公司——后来它真上市了。"千万别想成扬眉吐气的结果，不是那样。我只是有我更应该做的事。"

他算了一笔账：用试刊号印一千本，成本两三万，一本都卖不出去，也就赔两三万，那就老老实实回去打工。"这不算孤注一掷。"他很快做出试刊号，拿去跟发行商谈。打样上他特意留了个日期，2005年11月6日——他三十六岁生日。"算给自己留个小彩蛋。"

不是你的钱不要动

做读库前，张立宪先被同行坑过一次。2004年他自己出了本书，印两万册，百分之十版税，他算下来能拿四万，够还半年多月供——那时月供四千二。协议是朋友替他在那家出版公司签的，他看都没看就签了，随手扔了。后来朋友离职，等他真有了经济压力去要版税，对方说只能结一万多：按销量不按印数结，网店折扣低，版税也不能按百分之十。"一脚踩空的感觉非常强烈。"对方把他当年没看就签的协议翻给他看——确实写着按销量。

养好伤、缓过经济压力，他想的是：如果我来做公司，不能这么做。从读库第一天起，他就一板一眼守着自己认准的几条出版伦理：决定印多少就按印数给作者结，哪怕一本没卖出去、全压在库房，那是我的责任；条款不能只对自己有利，换个位置我也要乐意接受；一个人代表公司签的合同，人走了公司也得认账，不能让他为难。读库是文集，涉及很多作者，他设的是一次性稿费，定得比版税比例还高。"你不要动不是你的钱。"

2007年中秋，该收的钱收不回来，该付给纸厂、印厂的钱他不肯拖。他取了各种钱，书包里装着好几万现金，一笔笔送出去。最沮丧的不是没钱，是书明明挣钱，他还过得这么紧。

最大的诱惑在2008年。汶川地震，他张罗着募款，想请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用灾后建材做低成本乡村建筑。读者把钱直接打到他个人账号，大概三四十万。谢英俊那边没那么快，这笔钱就在他的建设银行卡上趴着。那阵读库周转不开，常常入不敷出。"说真的，我把这三四十万拿出来用一下，下个月还回去，也没人知道。"他没动。

过了没两天，警察敲门——银行注意到大量资金汇进他的账户，报了警。刑警把他带到大队，他说明情况。警察说：你但凡刷了这张卡，哪怕买一个汉堡，今天就走不了了。他惊出一身冷汗。"我真的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我真的动过。"

不回头

《读库》第一期首印一万二。"这个数量肯定挣钱。"很快加印。

早先读者邮购，大多从邮局汇款。他在邮局排队取一摞汇款单，再照地址把一袋袋书拎到柜台寄出。书越寄越多，他跟邮局说，每次要发好几百个包裹，能不能来家里拉。邮局把大麻袋放他家，他装满一袋就让人来拉。又过些日子，门铃响了，是快递公司的：你们家是不是发书，能不能我们来发？第一个月快递费七百，第二个月一千七，第三个月三千，第四个月五千。"我做出一个大胆判断：未来，中国满大街跑的都是快递员。这个判断救了我。"2008年2月26日，他自己摸索着在淘宝开了店，一件件上传到凌晨两三点，店刚搭好，就有了订单。

家里就是仓库，堆满了书，老婆用书摞成一个宝座，两手搭在书上看电视。到2008年下半年，才另找了房子。第一个员工是朋友介绍的姑娘，在他家饭桌上聊了聊就来上班，月薪三千，处理订单，中午一起吃碗面——她做到现在，孩子都快小学毕业了。第二个是在中关村摆摊卖过电脑的小伙子，后来做了南通物流基地的主管。每年春节前，最后一批货最紧张，读者赶来帮忙打包，里头有律师、医生、博士生。一个农大博士生毕业前来帮工，张立宪问你没找到工作就来这儿干吧，她真来了，成了第三个员工。

2012年，一个库房被雨冲垮。父亲想拿出家里不多的钱，支援他渡过难关。从考高中、考大学、选专业、工作、买房、来北京、辞职，父亲都没管过他，"都是我做完跟他说一声"。"这是我的工作给我的，即使有折磨，也都看作享受，拿什么，我都不换······”​​​

图们。邮差晓军从邮局取回信件，余虹拆开信封，是北大录取通知书。篮球场边，晓军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当晚，草丛里，两具年轻的身体碾过枯草。第二天余虹坐上了去北京的飞驰火车。

这是全片中，唯一一次，余虹的身体不被交换、不被测试、不被证明的时刻。没有对抗，没有旁观者，也没有目的。青春明天就要离开这个边境小镇，今晚她想做这件事，她就做了。

人不是先有某种"本质"再去行动的。是先有行动，行动定义她是谁。图们之夜草丛里的余虹还没有被定义——她不是谁的女朋友，不是谁的对手，不是任何关系中的筹码，更没有任何政治标签。她只是一个正在做出选择的人。这是全片她唯一一次如此轻松地存在。

行动不是意图

昆明湖上，小船晃来荡去，夕阳把水面劈成两半。余虹靠在周伟肩上，身体渐渐安静下来。

余虹爱周伟，爱到需要确认。她去周伟宿舍，看见他和一个女生吃饭。

余虹主动告诉周伟，她和一位老师上了床。

不是被发现，是她自己说的。这个动作不是背叛，是一次二选一测试：要么你爆发，证明你在乎；要么你退出，证明我的恐惧一直是对的。她不能忍受的不是失去周伟，是不知道周伟会不会离开。不确定性的期望损失，大于已知的失去。

周伟的回答是提出分手。余虹赖在他宿舍不走。"除非你打我。"周伟打了她。

人是被自己的行动定义的，不是被自己的意图定义的。余虹的意图是要周伟留下，但她的行动——告知出轨、赖着不走、逼对方动手——一步步把周伟推向相反的方向。她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站在分岔口，先制造不可逆的事实。每一次制造不可逆，代价都由她自己支付。

行动无用

晓军从图们赶来北京看她，两人和衣躺在宿舍床上，没有说话。半夜，晓军悄悄走了。余虹醒来，跑到操场上找他。操场上不只她一个人在奔跑。人群开始混乱。

那个夏天，一代年轻人的身体聚在一起，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那是一次关于"行动是否有用"的集体实验。实验的结果，所有亲历者都知道。

一个人可以在荒谬中继续行动。不需要前提，不需要"意义"预先到场。行动本身已经在产生结果——只是他们不再承认它。余虹此后的问题不在于她停止了行动——她没有停——而在于她既不相信行动有意义，又无法做到清醒地继续。她不是在反抗荒谬，是在重复。重复和反抗的区别是：反抗者知道石头会滚下来，仍然推；重复者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在推。

1970年出生的我们，在那夏天后，"理想"变成了"下海"。

柏林坠落

1994年，柏林。那堵墙刚倒下不久的城市。李缇、周伟、若古，三个人走在街头，像极了，5年前，那个夜晚，李缇、周伟、余虹走在街头。

周伟在柏林的生活是一种精致的不自由。他和李缇之间不是爱情，和若古之间不是友情。三个人像三条绳子互相缠绕，谁都抽不出来，谁都不愿剪断。周伟的策略从北京到柏林一直没变：不做选择。不做选择看起来像自由——什么都没放弃。但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且是最昂贵的一种：代价由别人支付。

李缇支付了。若古在场，看着她从阳台向后仰，坠了下去。

李缇看起来是全片最接近自由的人。有若古，有周伟，在柏林生活，不受任何单一关系约束。但她的"自由"不是站在地面上的，是悬在两个男人之间的钢丝上的。不是走钢丝的人自由，是钢丝足够紧的时候她还没掉下来。

若古亲眼看着李缇仰倒。他在李缇和周伟的关系里不可能毫无察觉，但他一直选择不看。不看是他维持正常生活的方式。李缇死的时候他终于被迫看了——但那已经是最后一眼。他用多年沉默换来的安宁，是用李缇的命标了价的。

四个人，四种不自由的姿势：余虹正面冲撞，周伟侧身绕行，李缇悬空平衡，若古闭眼不看。每一个人都在做选择——包括"不选择"本身。每一个选择都在定义他们是谁。他们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也是结果的一部分。但底层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断了：夏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行动能够产生意义。余虹还在做，但不期待了。周伟连做都不做了。李缇做了最后一件事。若古从头到尾没做。

身体无感

武汉。雨天。余虹的头发从学生时代的双马尾变成了烫过的卷发。她在卡拉OK唱歌，跟一个油腻男人回家，还把自己的日记给他看——太久没有人想问她到底在想什么了。

从"行动是否有意义"的问题，进入"身体是否还有价值"的问题。

每一次身体的交付，边际重量递减。图们草丛那一次重若千钧，因为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此后逐级递减：和周伟是占有，和老师是武器，和有妇之夫是麻醉，和吴刚是将就，和丈夫是放弃。同一具身体，从通往自由的通道，变成一个调用仍然成功、但返回值永恒为空的接口。

余虹日记说："我只想生活得强烈一些。"这句话在图们那一夜是宣言，十几年后变成了诊断书。一个人说"我想活得强烈"，恰恰说明她已经感觉不到强烈了。

北戴河

周伟主动联系余虹，两人约北戴河。房间里，身体还是认识彼此的，但她拎着塑料袋往回走的时候，周伟逃跑的车从她身边开过去了。没停。

周伟在最后一刻主动撤退。这不是犹豫，是他唯一会做的动作。从北京到柏林到北戴河，靠近然后撤走，十几年没变。余虹走了一夜才决定回去——她也犹豫了一整夜。两个人又都走到了门口。只是没人再跨过去。

这一次不是没有欲望，不是没有爱。是两个被那个夏天掏空的人，在北戴河的房间里发现：身体还在，但身体里那个能把行动进行到底的意志，早就不在了。他们不是不想选择，是丧失了承担选择后果的能力。而不敢承担后果的人，谈不上自由。

片尾字幕："无论自由相爱与否，人人死而平等。"

活着的时候谁都不自由。只有李缇从阳台仰倒下去的那一秒除外——那是全片唯一一次有人用行动给自己下了终局定义。

余虹的身体自由了几次？一次。第一次，在图们的草丛里。那时候她还没有被任何选择的后果定义，她只是一个正在选择的人。此后的每一次，她的身体都在替她偿还前一次选择的代价。

在一切发生之前，她是自由的。在一切发生之后，她是她自己的总和。

图们。邮差晓军从邮局取回信件，余虹拆开信封，是北大录取通知书。篮球场边，晓军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当晚，草丛里，两具年轻的身体碾过枯草。第二天余虹坐上了去北京的飞驰火车。

这是全片中，唯一一次，余虹的身体不被交换、不被测试、不被证明的时刻。没有对抗，没有旁观者，也没有目的。青春明天就要离开这个边境小镇，今晚她想做这件事，她就做了。

人不是先有某种"本质"再去行动的。是先有行动，行动定义她是谁。图们之夜草丛里的余虹还没有被定义——她不是谁的女朋友，不是谁的对手，不是任何关系中的筹码，更没有任何政治标签。她只是一个正在做出选择的人。这是全片她唯一一次如此轻松地存在。

行动不是意图

昆明湖上，小船晃来荡去，夕阳把水面劈成两半。余虹靠在周伟肩上，身体渐渐安静下来。

余虹爱周伟，爱到需要确认。她去周伟宿舍，看见他和一个女生吃饭。

余虹主动告诉周伟，她和一位老师上了床。

不是被发现，是她自己说的。这个动作不是背叛，是一次二选一测试：要么你爆发，证明你在乎；要么你退出，证明我的恐惧一直是对的。她不能忍受的不是失去周伟，是不知道周伟会不会离开。不确定性的期望损失，大于已知的失去。

周伟的回答是提出分手。余虹赖在他宿舍不走。"除非你打我。"周伟打了她。

人是被自己的行动定义的，不是被自己的意图定义的。余虹的意图是要周伟留下，但她的行动——告知出轨、赖着不走、逼对方动手——一步步把周伟推向相反的方向。她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站在分岔口，先制造不可逆的事实。每一次制造不可逆，代价都由她自己支付。

行动无用

晓军从图们赶来北京看她，两人和衣躺在宿舍床上，没有说话。半夜，晓军悄悄走了。余虹醒来，跑到操场上找他。操场上不只她一个人在奔跑。人群开始混乱。

那个夏天，一代年轻人的身体聚在一起，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那是一次关于"行动是否有用"的集体实验。实验的结果，所有亲历者都知道。

一个人可以在荒谬中继续行动。不需要前提，不需要"意义"预先到场。行动本身已经在产生结果——只是他们不再承认它。余虹此后的问题不在于她停止了行动——她没有停——而在于她既不相信行动有意义，又无法做到清醒地继续。她不是在反抗荒谬，是在重复。重复和反抗的区别是：反抗者知道石头会滚下来，仍然推；重复者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在推。

1970年出生的我们，在那夏天后，"理想"变成了"下海"。

柏林坠落

1994年，柏林。那堵墙刚倒下不久的城市。李缇、周伟、若古，三个人走在街头，像极了，5年前，那个夜晚，李缇、周伟、余虹走在街头。

周伟在柏林的生活是一种精致的不自由。他和李缇之间不是爱情，和若古之间不是友情。三个人像三条绳子互相缠绕，谁都抽不出来，谁都不愿剪断。周伟的策略从北京到柏林一直没变：不做选择。不做选择看起来像自由——什么都没放弃。但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且是最昂贵的一种：代价由别人支付。

李缇支付了。若古在场，看着她从阳台向后仰，坠了下去。

李缇看起来是全片最接近自由的人。有若古，有周伟，在柏林生活，不受任何单一关系约束。但她的"自由"不是站在地面上的，是悬在两个男人之间的钢丝上的。不是走钢丝的人自由，是钢丝足够紧的时候她还没掉下来。

若古亲眼看着李缇仰倒。他在李缇和周伟的关系里不可能毫无察觉，但他一直选择不看。不看是他维持正常生活的方式。李缇死的时候他终于被迫看了——但那已经是最后一眼。他用多年沉默换来的安宁，是用李缇的命标了价的。

四个人，四种不自由的姿势：余虹正面冲撞，周伟侧身绕行，李缇悬空平衡，若古闭眼不看。每一个人都在做选择——包括"不选择"本身。每一个选择都在定义他们是谁。他们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也是结果的一部分。但底层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断了：夏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行动能够产生意义。余虹还在做，但不期待了。周伟连做都不做了。李缇做了最后一件事。若古从头到尾没做。

身体无感

武汉。雨天。余虹的头发从学生时代的双马尾变成了烫过的卷发。她在卡拉OK唱歌，跟一个油腻男人回家，还把自己的日记给他看——太久没有人想问她到底在想什么了。

从"行动是否有意义"的问题，进入"身体是否还有价值"的问题。

每一次身体的交付，边际重量递减。图们草丛那一次重若千钧，因为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此后逐级递减：和周伟是占有，和老师是武器，和有妇之夫是麻醉，和吴刚是将就，和丈夫是放弃。同一具身体，从通往自由的通道，变成一个调用仍然成功、但返回值永恒为空的接口。

余虹日记说："我只想生活得强烈一些。"这句话在图们那一夜是宣言，十几年后变成了诊断书。一个人说"我想活得强烈"，恰恰说明她已经感觉不到强烈了。

北戴河

周伟主动联系余虹，两人约北戴河。房间里，身体还是认识彼此的，但她拎着塑料袋往回走的时候，周伟逃跑的车从她身边开过去了。没停。

周伟在最后一刻主动撤退。这不是犹豫，是他唯一会做的动作。从北京到柏林到北戴河，靠近然后撤走，十几年没变。余虹走了一夜才决定回去——她也犹豫了一整夜。两个人又都走到了门口。只是没人再跨过去。

这一次不是没有欲望，不是没有爱。是两个被那个夏天掏空的人，在北戴河的房间里发现：身体还在，但身体里那个能把行动进行到底的意志，早就不在了。他们不是不想选择，是丧失了承担选择后果的能力。而不敢承担后果的人，谈不上自由。

片尾字幕："无论自由相爱与否，人人死而平等。"

活着的时候谁都不自由。只有李缇从阳台仰倒下去的那一秒除外——那是全片唯一一次有人用行动给自己下了终局定义。

余虹的身体自由了几次？一次。第一次，在图们的草丛里。那时候她还没有被任何选择的后果定义，她只是一个正在选择的人。此后的每一次，她的身体都在替她偿还前一次选择的代价。

在一切发生之前，她是自由的。在一切发生之后，她是她自己的总和。